### 韩国新重商主义增长引擎已然失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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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1 (TextNote)

2026-05-04T05:37:51Z

韩国新重商主义增长引擎已然失速

Mihai Macovei 02/04/2020

在迅速跻身发达经济体后,韩国正面临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双双下滑的困境。罪魁祸首一如既往,是政府为偏袒特定利益集团而实施的市场干预。

资本积累与生产率提升是自由市场投资的结果,而非政府支出的产物。这一点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熟知。罗斯巴德指出,唯有自由市场能确保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而政府主导的投资“要么是错误投资,要么根本算不上投资,纯粹是资产浪费”。米塞斯则阐释道,限制市场竞争会使生产转向条件更差的领域,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与生活水平下降。然而,包括韩国在内的诸多国家仍未理解这一道理——其国家主导、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增长模式已然触及极限。

一、乍看之下的卓越增长奇迹

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的贫困经济体一跃成为发达经济体,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其人均GDP在1970年仅为经合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不足1/6,到2018年已接近OECD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的数十年间,韩国经济以7%—10%的高速增长,背后是极高的投资率:1990年投资率达到GDP的40%峰值,此后长期维持在32%左右。

快速工业化与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使韩国在2017年成为全球第五大制成品出口国。这一耀眼成就的背后,是积极的产业政策在发挥作用。政府通过补贴、贸易与投资壁垒扶持财阀(chaebols)大型企业集团,将三星、现代、LG、起亚、大宇(现已破产)等企业打造为全球巨头。但正如瑞安·麦马肯所言,韩国这种“政商合作”模式背后,隐藏着大量“看不见的”错失经济机会——中央集权决策与政府对大企业的偏袒,显然付出了沉重代价。

二、增长失速,生产率与消费滞后

国家走向富裕时,增长通常会放缓,但韩国实际GDP增速的下滑却异常剧烈: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7%—8%,跌至当前的3%以下。尽管投资率居高不下,受资本积累放缓与全要素生产率下滑拖累,韩国潜在产出亦大幅缩水。最关键的是,劳动生产率远滞后于GDP的高速增长。2018年,韩国人均实际GDP比OECD前半部分国家低1/3,劳动生产率则低46%。这一差距靠更长的工作时间弥补:韩国人均工时比OECD平均水平高15%,比欧盟平均水平高30%。

为换取更长的工作时间,韩国民众不得不接受与GDP表现不相匹配的低工资与低私人消费。1990—2018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韩国人均GDP从OECD平均水平的43%翻倍至94%,而平均工资仅从59%缓慢增长至85%。这既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乏力一致,也反映出财阀的买方垄断势力、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以及重资历轻绩效的低效薪酬体系——该体系以压低工资换取就业保障。韩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仅为53%,位列OECD最低水平之列。与之对应,家庭可支配净收入持续下滑,2018年约占GDP的50%,而美国与欧元区这一比例分别为75%与60%。

除工资被压制外,高进口关税与国内企业竞争不足也拖累了私人消费,2018年私人消费占GDP比重降至48%的低位。随着家庭收入增速落后于GDP,消费与购房日益依赖信贷支撑。2019年,韩国家庭债务率达到GDP的92%,位列发达经济体最高水平之一。

三、低效的资源配置暴露无遗

按照主流增长理论,韩国凭借超高投资率、极长工时与一流研发投入(2017年研发支出占GDP 4.6%),本应成为优等生。韩国在资本与劳动的数量投入上表现卓越,但仅靠资源投入规模,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搭配高效配置。唯有自由市场能将生产要素导向最高效的用途。遗憾的是,韩国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监管严苛,无法完成资源优化配置。

产品市场竞争受限、政府“挑选赢家”,始终是韩国增长模式的固有特征。其保护主义工具箱包括贸易与投资壁垒、补贴等。尽管2019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总排名第13位(共141个国家),韩国在关税贸易开放度上仅排第91位,非关税壁垒排第77位。2018年,韩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仅占GDP的14%,远低于欧盟的55%与美国的36%;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占GDP的22%,韩国是直接投资净输出国。韩国财政预算内的经济活动补贴,几乎是OECD平均水平的两倍。

当财阀体系过度扩张、低效问题凸显(尤其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政府推动财阀缩减规模、为中小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但既得利益集团使市场自由化几乎无法实现,政府转而通过信贷、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公共采购优先权、特定行业专营权等方式,逐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结果是财阀与中小企业在分割且严格保护的市场中各自为政,韩国产品市场监管严格程度在OECD中位列第四。

劳动力市场监管同样僵化,长期形成低效的二元劳动力市场。2019年全球竞争力指数中,韩国在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裁员成本、雇佣便利性上排名接近百位。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大量非正规岗位用以规避严格监管,非正规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约1/3,远高于OECD平均的11%,平均工资仅为正规岗位的66%。大企业高薪正规岗位稀缺,中小企业与服务业岗位缺乏吸引力且面临用工短缺,叠加教育错配,导致青年就业率偏低。

四、增长战略转向:误入歧途

与多数政府干预一样,韩国试图解决增长低效与消费低迷的表面症状,而非根源。2017年,新当选的文在寅总统宣布转向国内收入主导型增长,核心是收入再分配与刺激消费。政府大幅提高最低工资,2018—2019年累计上调30%;法定工时从每周68小时降至52小时;承诺公共部门就业增加约40%。

毋庸置疑,这些措施适得其反,叠加中美贸易战导致外需大幅下滑,影响更为严重。制造业与中小企业就业岗位流失,就业增速显著放缓,新增岗位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门与更不稳定的兼职岗位。尽管出台收入再分配措施,2019年私人消费增速进一步放缓,私人投资连续六个季度下滑,受外商直接投资外流与企业外迁冲击。总体而言,韩国实际GDP增速从2017年的3.2%降至2019年预估的2%。此外,增收措施成本高昂:财政收支预计从2018年占GDP 2.6%的盈余,转为2020年1.4%的赤字。

五、理性的前进之路

韩国要实现潜在增长的可持续复苏,必须依靠自由市场实现生产要素高效配置,摆脱政府对财阀或中小企业的保护。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真正的资本积累与更高劳动生产率,支撑不损害成本竞争力的市场化工资。生产只是消费的手段,自由选择消费结构,才能为韩国民众带来更高生活水平与工作激励。

韩国的案例充分印证了米塞斯的论断: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会使民众更贫穷、幸福感更低。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中写道:

政府若要鼓励某一生产部门,必然以限制其他部门为代价……它可以公开补贴,或通过关税隐蔽补贴……真正关键的是,民众被迫放弃他们更珍视的满足,仅能换取他们更不珍视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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