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由造就更美好的世界,乌托邦者只许诺完美的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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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造就更美好的世界,乌托邦者只许诺完美的幻境
捍卫自由,需要看见那无形的美好——这份美好,唯有释放人们和平创造、勇于创新的能力,方能实现。
作者:戴维·豪登
为何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愿景,能吸引并鼓舞无数人,而自由的承诺——能真正造就一个大幅进步的社会——却屡屡被忽视?20世纪美国最坚定的自由捍卫者之一,伦纳德·E. 里德,曾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
在《让自由主宰》一书中,里德指出,自由的拥护者始终不及乌托邦式国家主义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驱动人们行动的,往往是心中憧憬的结果,而非实现结果的手段。与乌托邦愿景不同,自由哲学始终承认,自由市场体系是一个“非道德的工具”,它从不宣称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不产生任何令人反感的结果。也正因如此,自由在激发人心这一点上,天然处于劣势。
乌托邦主义相较于自由的这种“优势”,有一个鲜明的例证:乌托邦者宣称,他们能实现结果的平等(且不言自明地,是高度繁荣之上的平等)。这一说法,进而成为他们扼杀自由的合理化借口。但事实上,某些形式的不平等,与惊人的社会福祉密不可分——尤其是当拥有不同能力、身处不同境遇的人们,通过自愿的市场机制实现专业化分工时,社会能收获巨大的效益。
里德在《我行我素》中写道,与其为结果的不平等哀叹,不如更客观地说:“所幸,不平等是存在的!”只要这种不平等与自由相伴相生——而自由,正是他口中“为我们效力的侍女”。
自由与平等,本就是相互对立的。平等的理念,植根于自由的对立面:赤裸裸的强制。当平等成为政治操弄的工具,自由便不复存在…… 造就劳动分工,催生复杂的生产与贸易市场体系的,不是我们的相似性,而是我们的差异性……对我们而言,各专所长,并与其他专业人士交易,是最有利的选择。……人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不断精进技艺、脱颖而出,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而这,恰恰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最佳方式。
里德始终认为,个体间的不平等是既定事实,而基于自愿的社会机制这一“得力侍女”,能让社会成员更好地实现自身的诉求。因此,他也指出,将那些令人不满的结果——比如偏离理想化的平等——归咎于自愿的市场机制,是找错了对象。这些偏差,源于乌托邦者刻意无视的客观现实。故而,除了制止暴力与欺诈外,对自愿机制的任何限制,都无法解决由资源稀缺引发的真正问题。不仅如此,试图通过限制自由来解决问题,还会削弱市场的协调能力——市场本可整合不同技能、不同境遇者的生产规划,而这种错误的善举,最终只会造成伤害。
里德提醒自由的捍卫者,必须直面一个事实:市场是非道德的工具,它只是让人们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任何愿望,无法保证人们只利用它去做美好、振奋人心的事。但当市场被用于作恶时,它所反映的,不过是个体的欲望而已。倘若我们能自我革新,市场便无从带来伤害。相反,通过法律强制“改造”人们,无法根除作恶的根源,也难以真正制止恶行。更糟的是,在此过程中对市场施加的种种限制,会抛弃这一非道德的工具——而正是它,能让我们实现远超其他已知方式的美好愿景。
这一思考,让里德格外关注一个关键区别:乌托邦式的“振奋人心的结果”,与实现这些结果所必然采用的手段。乌托邦所需的集体主义手段,以暴力为后盾,其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此这样的体系,绝无可能是道德的。
仔细审视所采用的手段,评判其是非对错,结果自然会水到渠成。 无论目标多么崇高,若手段卑劣,结果必然沾染其恶。 个体主义目标所蕴含的手段,能强力推动个人在物质、智识、道德与精神层面实现成长……而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是这一过程的间接受益者。……若想帮助他人,必先以正当的手段完善自我。
虚幻的乌托邦愿景,诱使一些人投身于国家主义的失败实践,为无数所谓的“崇高事业”牺牲自由。里德则有力地主张,我们应聚焦于实现目标的手段——是自愿协作,还是强制胁迫——而非那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既定结果。因为国家主义“解决方案”所使用的手段本身不道德,这样的体系,在道德层面远不如自愿的社会机制。
里德坚信,当个人的人身权利与劳动成果权得到保护,自愿的社会机制便会自然发展,而自由,正是造就这一切的根基;自由,也为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了实现切实可行的最优结果的途径。当我们不断完善自我,便能为他人带来更多价值,且无需借助任何不道德的行为。而自由在历史上所成就的一切,早已超出了人类的想象,更孕育着无数尚未可知的可能——这一切,都足以让我们相信,自由远胜于任何强制的替代方案。
捍卫自由,需要培养一种能力:看见那无形的、甚至难以想象的美好,而这份美好,唯有释放人们和平创造、勇于创新的能力,才能实现。我们也必须能够看清并阐明,为实现乌托邦目标所采用的强制、不道德手段,其本身就存在固有的缺陷——即便动用这些手段,乌托邦的目标也终究无法实现。唯有拥有这样的认知,人们才能意识到,自由远比任何国家主义的替代方案,更能振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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