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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何从哈贝马斯转向罗斯巴德 汉斯·霍普 我时常被问及，为何会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脉络中转身，背离我的导师哈贝马斯，最终投身罗斯巴德的无政府资本主义阵营，成为米塞斯思想的坚定继承者。这并非一场突如其来的决裂，而是亲历现实冲击、叩问理论逻辑后的必然选择，是从“相信程序正义的乌托邦”到“锚定私有产权的真理”的思想跋涉。 年轻时的我，恰逢1968年欧洲学生运动的浪潮，彼时的我是一名左翼信徒，笃信计划经济远比放任的市场经济更具效率，认定那是通往更优社会的路径。带着这份执念，我考入法兰克福大学——这所当时德国最左翼的学府，幸运地成为哈贝马斯的博士研究生，与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新星朝夕相伴，深入研习他的商谈伦理学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教会我，论证是人类理性的核心，规范的有效性需在主体间的商谈中寻求共识，他的程序主义视角，让我一度坚信，通过中立的商谈程序，便能消解冲突、建构合理的社会秩序。那段时光，我视他为学术引路人，也沉浸在左翼思想勾勒的社会蓝图里。 真正的思想动摇，始于对东德的亲身见闻。我的父母是难民，祖辈的财产被苏联强权尽数没收，多数亲属困居东德。每年的探望，都让我直面计划经济的真实恶果：物资匮乏的窘迫、个体权利被漠视的压抑、权力对生活的全面禁锢，那些所谓“集体利益优先”的口号，背后是无数个体的自由被吞噬、创造活力被扼杀。我曾坚信的“计划经济优越论”，在现实的废墟面前不堪一击，我第一次意识到，脱离个体自由的宏大建构，终将沦为奴役的工具。这场现实课，让我彻底放弃左翼立场，开始急切地寻找另一条思想出路。 在哈贝马斯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时，我的研究已与左翼政治无涉，转而从康德理性主义视角批判经验主义，可这并未填补我思想上的空洞。直到撰写教授资格论文，我首次系统接触经济学，便对主流经济学的经验主义路径产生质疑——诸如“货币超发必致购买力下降”的论断，本是逻辑必然的真理，何须经验证伪？主流学界将经济学沦为可检验、可证伪的经验科学，在我看来，这恰恰背离了社会科学的本质。 就在此时，我遇见了米塞斯，继而结识了罗斯巴德。米塞斯的“人的行动学”，让我豁然开朗：经济学是先验的科学，行动公理是不可辩驳的逻辑起点，人类的一切行动皆为追求价值满足，这种先验演绎的严谨性，远比经验主义的碎片化结论更具解释力。而罗斯巴德，则将米塞斯的思想推向极致，构建起完整的无政府资本主义体系，他对国家本质的批判、对私有产权的捍卫、对非侵略原则的坚守，精准击中了我长久以来的困惑。我终于明白，自由的根基从不是模糊的商谈程序，而是清晰的私有产权——没有私有产权，个体便无法掌控自身与劳动成果，一切商谈都将沦为强权的附庸；没有私有产权，社会分工与财富创造便失去动力，秩序也无从谈起。 我与哈贝马斯的思想分歧，也在此刻彻底明朗。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执着于程序中立，追求所有受影响者的同意，却始终无法给出明确的实体规范，这种“无底线的程序正义”，在现实权力结构中，极易被扭曲、被劫持，最终沦为空泛的乌托邦。我曾受他启发，认可“论证是理性的核心”，但我愈发坚信，论证本身必有先验前提——人要进行论证，必先排他性地掌控自身身体，要维持生存与持续论证，必先占有稀缺资源，这便是私有产权的先验必然性。基于此，我改造了他的商谈伦理，构建“论证伦理学”，将私有产权确立为论证不可回避的前提，任何否定私有产权的言论，都将陷入“施展性矛盾”，这便是我为自由意志主义找到的不可辩驳的伦理根基。 哈贝马斯或许从未想到，他的学生竟会用他的理论逻辑，推导出与他截然相反的结论。他坚守程序主义，支持福利国家与市场规制，而我深知，国家本质是暴力垄断，即便是“有限政府”，也终将走向权力扩张，唯有彻底废除国家，让私人机构替代其产权保护、契约仲裁的职能，才能真正捍卫自由；他回避分配正义的核心，而我认为，正义的唯一标准便是私有产权的清晰与不可侵犯，历史欠账的解决，应基于自愿契约，而非公权力的强制再分配。 德国的学术环境，早已容不下我这般“异端”思想，坚守自由意志主义，便意味着与主流学界决裂，永无获得稳定教职的可能。于是，我远赴美国，在罗斯巴德的帮助下获得教职，自此全身心投入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建构与传播。我创立财产与自由协会，便是希望以私有产权为核心，重建自由的社会秩序，对抗“利维坦”式的国家干预。 回望这段思想旅程，我从未否定哈贝马斯给予我的学术滋养，他让我学会以理性论证审视世界；但我更庆幸遇见罗斯巴德，他让我找到自由的真正根基。从哈贝马斯到罗斯巴德，不是对导师的背叛，而是对真理的忠诚——我终于明白，自由不是商谈桌上的妥协，而是私有产权赋予个体的绝对权利；秩序不是国家建构的产物，而是私有产权主导下，个体自发合作的结果。这便是我思想转向的全部答案，也是我穷尽一生要捍卫的信念。

第一次知道哈贝马斯，因为他是汉斯·霍普的早期导师... ------------------------------------- # 哈贝马斯与干预主义最精致的伪装 吴主任 2026年3月18日 10:48 北京 哈贝马斯去世了。我朋友圈里一堆点蜡烛的。昨天还有老读者去我直播间问，有啥相关的书推荐。我说我现在卖童书呢，没空跟你聊这个，哈贝马斯也没啥可看的。 这位如雷贯耳的知识分子，我肯定尝试读过，也肯定没读下去，后来又肯定去找了一些解读文章……但最终，我最肯定的是：这位大师的东西，我确实可以不读。 哈老最有名的理论，是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简单说，跟绝大多数欧洲的知识分子一样，他认为现代社会病了：金钱计算和官僚权力这些冷冰冰的“系统逻辑”，侵占了我们本该讲究人情和真诚沟通的领域，比如家庭、社区和公共讨论。 那怎么办？ 哈老开出的药方是“交往理性”，也就是创造一种“理想言谈情境”——在这里，没有权力压迫，没有利益欺骗，大家只凭更好的道理说服彼此，由此达成真实共识。他认为，关键就在于重建一个理性的“公共领域”。 看到这里，是不是挺眼熟的，国内不少知识分子也经常有类似的呼吁，希望有更多理性的公共对话。 这听起来高尚且正确，不是吗？追求纯粹、理性的沟通，谁能反对呢？ 问题是，一个旨在教会全社会“如何好好说话”的理论，自己却不好好说话。 他用的那套复杂术语，就像一本名为《全民对话指南》的手册，却用密码写成，只有少数专家能破译。不，说实话，因为表达的晦涩难懂，解读空间就很大，大家都是各取所需。 无论如何，哈贝马斯描绘的那个绝对理性、毫无强制的“完美聊天室”，在人类历史上从未真实存在过，也很难想象怎么实现。 这也是欧洲哈老同类知识分子的通病：我觉得社会病了，很明显，病了。我觉得吧，应该，就是说啊，有那种特别美妙的对话共识，诶，你懂吧，就是，嗨，对了，我说的就是这种，你懂了吧。 言归正传。那么既然现实社会是“不会沟通”的病态，而那个健康的“理想状态”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谁，又该怎样，来给社会治病？ 顺着这个逻辑推下去，结果不言而喻：只能指望某个更聪明、更有力量的“大家长”——由它来教大家怎么“正确”说话，去管住“乱来”的经济，设计一堆规则来保证聊天的“纯洁性”…… 哈贝马斯的读者粉丝这时候可能不高兴了：你连他的书都没读下去，你懂鸡毛。哈贝马斯说的只是个“理想程序”，是用来批评现实的镜子，不是真要盖房子的施工图。 我明白这意思。但麻烦就在“怎么实现”这一步。 如果我们都觉得现在大家不会聊天，又都觉得他那个理想程序特别好，那谁来当裁判和教练，把大家“纠正”过来？ 谁坐上这个位子，谁就暗中拿到了定义什么算“胡闹”、什么算“理性”的权力。哈老的理论不明觉厉，可一旦真要拿来用，就会因为指南太模糊、又没操作手册。连纸上谈兵都谈不上。 哈贝马斯这类高深莫测表达混乱晦涩且暧昧的智者绝无可能有明确的否定市场的观点——因为这显得太蠢了。所以他只能自己区分“系统”和“生活世界”，大致意思是反对的是市场的无节制乱伸手，没否定市场本身。 但是根本问题没变：谁来当这个“边界警察”？按什么标准来判？ 当“殖民”成了个万能标签，为了保护你的“生活”，我得一直盯着，该管就得管。 当然，也有人说，他其实是民主法治的坚定拥护者。 当然，谁不是呢？历史上许多干预都打着“捍卫自由”的旗号。是他指出的这条路，本身藏着危险 。一旦真的尝试“用理想对话来拯救民主”，很容易就变成：谁觉得自己更理性、更清醒，谁就可以把不同意见说成是“不理智”或“被洗脑”，在讨论开始前就判对方出局。这实际上为一种更隐蔽的言论控制打开了方便之门。 因此，哈贝马斯留下的深刻遗产，或许是为干预主义设计了一件迄今为止最精致的哲学外衣。 他将干预的正当性，从具体的经济社会目标，巧妙地转向了对人类“交往结构”本身的改造与净化。这使得干预的范围在理论上变得几乎无边无际。 别扯什么愿景是好的，实际上迷惑性强，危害性大。 看清这一点，也就看到了这一类思维模式的共同局限：它总致力于先设计一座纯净的圣殿，却常常轻视了社会真正的活力、协调与持久的进步必然源于那些看似嘈杂、自发、并不完美的个人自由行动之中。 只有在每个人都能自由选择，并为自己选择承担责任的坚实土地上，才能生长出真正的繁荣、尊严与共识。那些被精心设计的语言楼阁，无论蓝图多么瑰丽，都容易沦为空中幻影——通常更糟，成为束缚的新茧。

提到鲍敬言，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相对冷门，但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他是一个极其耀眼的“异端”人物。他是东晋时期的思想家，以其惊世骇俗的《无君论》而闻名。 由于历史久远，鲍敬言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详考，甚至连确切的生卒年都有争议（约生活于公元3-4世纪）。我们今天对他思想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于他的论敌——著名道教学者葛洪（《抱朴子》的作者）。 葛洪在《抱朴子·诘鲍篇》中为了反驳鲍敬言，引用了《无君论》的大量原文。这反而使得鲍敬言激进的政治观点得以保存下来。 以下我为你详细梳理鲍敬言的生平、核心思想及其历史背景： 1. 生平与背景：乱世中的“异端” 鲍敬言生活在两晋之际（约公元284年-364年）。这是一个极其黑暗和动荡的时代： * 政治腐败： 门阀士族势力极盛，“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 战乱频仍： 皇权更替极快，据记载当时平均两年多就出一个皇帝，且多数皇帝死于非命。 * 思想环境：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人们开始质疑儒家的名教（礼教），崇尚老庄思想。 鲍敬言“好老庄之书，治剧辩之言”。面对现实政治的残酷，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试图修补制度，而是直接向君主制度本身发起了总攻。 2. 核心思想：《无君论》 鲍敬言的思想核心是“古者无君，胜于今世”。他认为没有君主的时代，比有君主的现在要好得多。这一理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面： 🚫 彻底否定“君权神授” * 批判儒家： 儒家宣称“天生烝民而树之君”（上天生育了百姓，然后为他们设立了君主）。 * 鲍敬言的观点：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欲之者为辞”——那些想当皇帝的人编造的谎言，用来欺骗百姓的。他认为天地万物由阴阳二气化生，人本无尊卑，所谓的等级是人为强加的。 📉 揭露君主制的起源与罪恶 * 起源： 他认为君臣之道并非天意，而是“强者凌弱，智者诈愚”的结果。强者欺负弱者，聪明人欺骗愚人，弱者被迫服从，于是君臣关系就建立了。 * 罪恶之源： 他指出君主制是社会一切苦难的根源： * 经济剥削： 君主骄奢淫逸，对百姓“劳之不休，夺之无已”，导致民不聊生。 * 战争灾难： 统治者为了私利，发动战争，“推无仇之民，攻无罪之国”。 * 严刑峻法： 为了维护统治，设立严苛刑法，导致忠良被害，百姓暴骨于野。 🌿 理想社会：无君无臣的“乌托邦” 鲍敬言描绘了一个没有君主和政府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 * 人人平等： “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 * 自然生活： 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没有势利之争，没有赋税徭役。 * 和谐共处： 没有战争（干戈不用），没有城池，甚至连猛兽都变得温顺（饥虎可履）。 3. 思想渊源与影响 * 继承与发展： 鲍敬言的思想继承了魏晋时期阮籍等人的“无君”思想，但比阮籍更为彻底和系统。他也深受道家（老子、庄子）自然无为思想的影响，主张回归人的自然本性，反对一切人为的礼法束缚。 * 历史地位： 他的《无君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激进、最彻底的反专制主义文献之一。虽然在当时被视为“异端”，且被葛洪批评为会导致混乱，但他对君主制合法性的质疑，对后世（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等批判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总结：鲍敬言 vs 葛洪 为了让你更直观地理解鲍敬言的立场，我整理了一个他与论敌葛洪的观点对比表： 比较维度 鲍敬言 (《无君论》) 葛洪 (《诘鲍篇》) 君主起源 人为产物，是“强者凌弱”的结果 天意安排，为了治理混乱的自然状态 君主作用 一切罪恶之源（战争、剥削、压迫） 文明进步的产物，是维持秩序的必要手段 社会理想 回归远古，无君无臣，人人平等自足 维护等级秩序，尊君治国 核心哲学 道家自然观，唯物主义倾向 儒家名教与道教结合 总的来说，鲍敬言是一位极具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思想家。在皇权至上的古代，敢于直接否定“君”的存在，这种勇气和洞察力是非常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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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tr:nprofile1qqspcygnt9uc3zpecahey858t4fq5cppj8my3vh0qz4s2zqrcqftjesk8xrud 从奥地利学派或者自由意志主义的角度，Helmut Coing的《欧洲私法》一书怎么样？ ——— 从奥地利学派或自由意志主义的角度来看，赫尔穆特·科英的《欧洲私法》是一部复杂且充满张力的作品。这两种思想都极为看重个人自由与自发秩序，以此为棱镜，科英的著作既是一座值得挖掘的宝库，也是一个需要警惕的蓝图。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理解这种张力： 📜 1. 作为历史素材库：揭示法律的“自发秩序” 对于奥地利学派而言，法律最理想的演化方式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而非国家理性的建构。科英毕生研究的欧洲普通法 (ius commune) 恰恰是这种模式的绝佳历史范例。 · 非政治化的起源：它由中世纪的法学家和学者在复兴罗马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独立于分散的政治权力。 · 基于理性的权威：其权威来源于学术共识和内在逻辑性，而非国家强权。这为奥地利学派“竞争产生更好规则”的观点提供了历史注脚。 ⚖️ 2. 作为法治的思想根基：对形式自由的肯定 自由意志主义的核心是个人自主，这需要一个稳定、可预测的法律框架来保障。 · 确立核心原则：科英的研究梳理了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等核心私法原则的形成过程。从自由意志主义看，这是捍卫个人权利免遭侵犯的“大宪章”。 · 提供批判工具：这套历史形成的法理体系，是评估现代国家干预是否正当的经典标准。 ⚠️ 3. 根本性的分歧：通向“统一”的不同路径 这是批判的焦点所在。科英不仅研究历史，更是一位积极的推动者，致力于当代欧洲私法的统一。这一点与奥地利学派和自由意志主义的核心原则存在冲突。 核心维度 奥地利学派/自由意志主义视角的批判 方法论 理性建构主义 vs. 自发秩序：科英推动统一的努力，被哈耶克视为典型的“理性建构主义”，即试图用一个自上而下的统一法典，取代历史形成的多元规则，而这可能导致“理性的僭妄”。 政治哲学 个人主义 vs. 集体主义：统一的欧洲私法往往服务于“欧洲计划”这类超国家政治目标。自由意志主义认为这牺牲了个人选择的多样性，违背了“个人是唯一实体”的原则。 法律经济 竞争 vs. 垄断：统一的私法消灭了欧洲各国法律体系间的“制度竞争”。在这种竞争中，个人和企业可以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从而倒逼各国优化规则。 💎 总结 总而言之，从奥地利学派或自由意志主义的角度看，赫尔穆特·科英的《欧洲私法》一书既是一部珍贵的“自发秩序”历史档案，也是一份带有“理性建构”色彩的当代政治蓝图。 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其政治立场，而在于它深刻揭示了现代私法体系的历史根源。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会赞赏他对历史的还原，但几乎必然会强烈反对他将这些历史经验工具化，用以构建一个统一的欧洲法律实体的最终目的。 你是主要关注科英对中世纪普通法的历史研究，还是他推动当代欧洲私法统一的现实主张？告诉我你的侧重点，我可以就此展开更具体的分析。

沃伦·巴菲特：“如果我要给别人一些关于如何拥有长久婚姻的建议，而他们只能在伴侣身上寻找一种品质……你会寻找幽默感、智慧还是外貌？不，你真正想要的伴侣应该具备的品质是低期望值。”😇

### 是什么成就了罗斯巴德 (本文为加里·诺斯2004年6月10日，在阿拉巴马州奥本市的米塞斯研究所，获颁罗斯巴德奖章时的演讲内容。) 加里·诺斯为我们展现了罗斯巴德的过人之处：他总能直击辩论的核心问题，文笔清晰、笔耕不辍，只要有机会发表观点，无论面向何种读者，他都会提笔创作。 忆往昔：初识罗斯巴德 请容我像我辈老者偶尔会做的那样，讲几段过往的经历——这些故事对年轻人而言或许枯燥乏味，但倘若你正经历相似的困境，或许能从中有所启发。我想聊聊1961至1963年，自己还是本科生时的境遇。 彼时，对我们这些保守主义者或自由意志主义者而言，日子并不好过。我们没有太多发声的刊物，没有专属杂志，能接触到的相关内容寥寥无几。身处在大学校园里，我们大多是孤身一人。偶尔能看到一些时事通讯，或是街头小报，从中能找到些许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他们都不认为政府的扩张是人类文明的积极一面。 我总会偶然看到默里·罗斯巴德这个名字——大多是在一些不知名的时事通讯里，以短篇随笔的形式出现，如今我早已记不清那些刊物的名字。罗斯巴德十分慷慨，总是无偿付出时间创作，因为他几乎从未从中获得过稿酬。我渐渐意识到，这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言辞犀利、条理清晰，紧扣当下的各类议题，涉猎极广：政治、经济自不必说，还有哲学与道德哲学领域的问题。 那时我只知其名，未曾谋面，也没能读到他的太多著作——他的作品大多发表在我不熟悉的学术期刊上，或是一些我身为本科生无力订阅的时事通讯中。直到1962年，多亏了F.A.哈珀（人们戏称他“光头佬”，可他一点也不秃），我收到了一套全新的两卷本著作《人、经济与国家》。哈珀所在的沃尔克基金会，正是这部书的资助方。 我此前便知晓米塞斯与哈耶克，和我那个年代走上自由意志主义道路的大多数人一样，有人给了我一本《自由人》杂志——在那个年代，这本杂志几乎是年轻人和普通民众了解自由市场经济的唯一途径。从这本杂志里，我认识了米塞斯与哈耶克，也买了《人的行动》和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只是读起来十分吃力。我并非经济学专业，只能利用业余时间研读。 1963年夏天，我得到了此生最好、也觉得是往后再难遇到的一份工作：每月能拿到相当于如今3000美元的薪水，只需坐在书桌前研读默里·罗斯巴德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著作。那三个月，我读了大量米塞斯的作品，读完了罗斯巴德的所有著作，也翻阅了罗普克和哈耶克的诸多文章，那是一段无比美好的时光。 要知道，1962年初，罗斯巴德还没有一本正式的著作问世；而到了1963年夏天，他不仅推出了两卷本《人、经济与国家》，还完成了约350页的专题著作《美国大萧条》，以及以1819年经济恐慌——这是美国首次遭遇经济萧条——为主题的博士论文。短短约12个月，他便产出了这些重磅作品，彼时我便深知，眼前的这位学者，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天才。 我想聊的，并非自己的这些过往，而是罗斯巴德的奋斗历程。因为越是回望那个年代，就越能体会到，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拥有超凡的智慧与创造力。那时，他没有任何支持，也没有成体系的文献可以参考借鉴。 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责任，也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天赋与资源。拥有的资源越多，肩负的责任便越重。倘若忘了这一点，你便无法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如今的你们何其幸运：走进米塞斯研究所的任意一间藏书室，若是买下架上所有书籍，足够你潜心研读一整年。除此之外，还有自由基金的藏书、各大优秀大学出版社的著作，你的书架上，会摆满形形色色为“缩减政府规模”这一理念辩护的书籍。但在1956年，当罗斯巴德完成博士论文时，这样的书籍寥寥无几。没有庞大的文献体系可供参考，想要进行真正的创造性研究，就只能靠自己摸索——罗斯巴德便是如此。 接下来，我想谈谈我眼中他的诸多成就。 罗斯巴德的思想遗产 首先是他为我们留下的思想财富：他将米塞斯的经济学理论梳理成了结构清晰、逻辑严谨且通俗易懂的体系。米塞斯的文笔已然不错，绝非平庸之辈，但有些人擅长系统性思考，有些人则能以清晰的语言——至少是书面语言——表达思想，让人过目不忘，而罗斯巴德二者兼具。 他的系统性思维能力，纵观古今，鲜有匹敌。其书面表达能力，更是堪称所有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有人或许会说庞巴维克也有这样的能力，我承认确实如此，但庞巴维克的研究议题十分狭窄，而罗斯巴德则截然相反。他涉猎所有经济议题，表述皆条理清晰，不仅如此，他还极具修辞天赋，能让自己的观点深入人心、难以忘怀，这是绝大多数人都不具备的能力。 他以米塞斯的著作为基础，重新构建框架，并以更有力的方式从学术层面为其辩护——这份力量，甚至超过了米塞斯本人，因为米塞斯并不具备罗斯巴德这般出色的修辞天赋。 直到过去十二个月，我才真正想明白一点：米塞斯为我们构建了一套包罗万象、宏大完整的经济学理论，这套理论以少数公理和推论为核心，仅凭一册著作便将经济学的全貌呈现出来。即便篇幅厚重，《人的行动》也涵盖了所有核心内容。而在《人的行动》问世之前，甚至在米塞斯的德语著作诞生之前，从未有过这样的著作。彼时的经济学教材，皆是传统体例，既无系统的理论构建，也非包罗万象，更没有能普遍适用的基本公理；虽有不少一流的专题研究著作，也有经济学家留下的诸多精辟论述，但在理论的全面性上，无一能与《人的行动》比肩。 罗斯巴德吸纳了《人的行动》及米塞斯的所有其他著作，将其整合为一套即便是非专业的有识之士，只要愿意静下心来阅读，便能理解的理论体系，这是一种非凡的能力。 在《人、经济与国家》中，他将米塞斯的全部理论成果，应用于经济理论的各个具体领域。看看书中的脚注便知，他几乎探讨了现代经济学的所有领域（或许除了那些极度数理化的内容——他知道没人会去读这类内容，即便他自己能看懂，也不愿在这上面浪费精力）。1962年，倘若一位初涉自由意志主义的爱好者，拥有足够的能力且能接触到完善的图书馆，便能通过罗斯巴德在书中留下的脚注，深入研究所有相关理念。 读过米塞斯著作的人都知道，他的作品重阐述、轻脚注。在米塞斯看来，自己的文字阐述远比脚注更有价值。罗斯巴德也认同这一点，但他还是贴心地为读者梳理出了相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脚注，也成为了1962年想要研习奥地利学派理论的初学者们的宝藏。 他文笔清晰、修辞精妙，还做了一件我这一代人，甚至你们这一代人的学者都被告知绝不能做的事：将重要观点用斜体标出，方便读者一眼识别。这在学术界被认为是不合规矩的做法，但罗斯巴德育在必行时，便会如此。当你想要回顾核心观点时，会发现罗斯巴德以一种温和、得体的方式，用斜体告诉你：“看这里，好好记牢！”彼时，有太多人需要这样的提醒，而我便是其中之一。不得不说，这让阅读变得轻松了许多。 顺带一提，我效仿他的这种写作风格多年，也时常被指责滥用斜体，但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抨击我的人，总会把矛头对准我的斜体用法。通常，只有当人们读懂了我的文字，却又不认同我的观点时，才会这样做。这其实是一种优势——你把观点清晰地呈现给他们，至少能让他们明确自己反对的是什么。 读过罗斯巴德其他著作的人都知道，他将经济理论与历史写作、史学研究融为一体，其经济史著作堪称经典，这一点从学术角度便能立刻得到印证。他唯一一部略显枯燥的作品，便是那篇关于1819年经济恐慌的博士论文，但即便如此，这部作品依然通俗易懂、见解深刻，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数月后，《美国大萧条》问世，这部书却遭到了猛烈的抨击与抵制——因为书中指出，赫伯特·胡佛的政策让大萧条雪上加霜，而书的结尾更是直言，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举措相比，胡佛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冰山一角。这番言论，让民主党人怒不可遏，而书的前半部分，早已惹恼了共和党人。几乎一夜之间，他便得罪了各方读者。 这部书被尘封了整整二十年。最终，保罗·约翰逊——即便称不上我们这一代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也是最优秀的通俗历史作家——在其著作《现代世界史》中探讨大萧条时，几乎完全以《美国大萧条》为参考依据。时隔二十年，终于有一位知名学者认可了罗斯巴德的观点。在20世纪的所有历史学家中，保罗·约翰逊是我最希望能说服的一位，而罗斯巴德做到了。 他是修正主义史学的大师，始终以米塞斯的经济分析原理为基础，挑战主流的历史解读。 他还做了一件包括米塞斯在内的所有经济学家都不愿做的事：探讨伦理学及其与经济学的关联。我想，这是因为他自视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这一定位十分准确。他信奉自然权利与自然法，认为政府的行为违背了这两大原则。而米塞斯及其他经济学家（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绝不会发表这样的言论，他们追求的是价值中立的经济学。 罗斯巴德同样秉持价值中立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但他在研究自由理念的过程中，不断发现这一理念正是捍卫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的手段。米塞斯不会提出这样的观点，芝加哥大学的学者们，也无人会将自己的学术声誉建立在这一理念之上。从这一点来说，罗斯巴德是一位真正的特立独行者。 他还以米塞斯未曾采用的方式，在认识论与解读论层面，挑战那些质疑奥地利学派理论的批评者。早年，他频繁在学术期刊上发文论战，且辩才出众，不惧与任何人交锋。只要期刊愿意刊登，他便会提笔回应。即便每次论战，他都以特立独行者的身份，为当时被认为已然没落的理论辩护，他也毫不在意。彼时，即便还有人记得奥地利学派，也将其视为过时的理论。可以说，他的每一次论战，都是在为自己的学术生涯“自掘坟墓”，但他毫不在乎，一心只为捍卫这套理论。 晚年，他不再在学术期刊上与人交锋，因为彼时的学术界早已将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抛之脑后，他已无对手可辩。但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他始终坚守阵地，不惧论战。他几乎以一己之力，为我们留下了这份宏大的思想遗产——当然，他是站在米塞斯这位巨人的肩膀上，但彼时，再无其他能与之比肩的经济学巨匠。 为自由奔走的行动者 这部分内容并未见诸公开出版物，你们只能相信我的讲述。在组织层面，罗斯巴德既是一根引雷针，也是一束耀眼的光。老话说，光芒越盛，吸引的飞虫便越多，罗斯巴德也不例外——任何新兴的运动，都会吸引形形色色的人。比如，看看英国费边社的历史便知，因其立场小众，吸引了不少奇人异士。 罗斯巴德吸引了大批年轻学者，今天在场就有一位——我就不点名了，如今他也已不再年轻。他的吸引力，远不止个人魅力。许多极具智慧的读者，都能领会他思想的深度，也意识到自己在别处无法获得这样的启发，于是便开始大量阅读他的著作。而他的创作量，也高得惊人。 他就像一个独挑大梁的信息交流中心，集思想、文献、人才交流于一体。他会牵线搭桥，让那些天赋异禀的学者彼此结识。在互联网尚未出现的年代，他凭借自己的人脉，将前来求教的青年才俊联结起来，为他们指点阅读方向、提供文献资料，他的付出，堪称非凡。正是他，让一群追随者在认识论与学术层面，找到了立足之地。 米塞斯也曾做过同样的事。一战后，他在维也纳创办米塞斯研讨会，吸引了哈耶克、罗普克等一众学者，发掘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一批人才，让他们摆脱了社会主义的桎梏。但与米塞斯不同，罗斯巴德并无任何体制内的依托，而米塞斯至少还在奥地利商会拥有一份有薪职位。罗斯巴德的收入，仅靠撰写书评，以及从资金匮乏的自由意志主义组织获得少许资助——而这样的组织，彼时本就寥寥无几。 他还营造了一种志同道合的集体氛围。我在后来的岁月中亲身感受过这一点，也无数次从那些当年的年轻人口中听到过。这份情谊，十分珍贵。他还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在我那个年代，人们常常用“快乐的斗士”形容休伯特·汉弗莱，而罗斯巴德，才是真正的快乐的斗士。他总是笑容满面、言辞温和，即便在言辞上驳斥他人，也往往带着轻松的语气——虽一针见血，却不失风度。这一点，我始终十分欣赏。 他极具感染力，其成就让所有人为之折服——几乎没人能真正了解他的付出，但即便只是窥见冰山一角，也足以激励众人。他是所有人的榜样，鼓励着我们前行，这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言，是莫大的鼓舞。我们总会抱怨：“罗斯巴德，这条路太难走了。”可我们的艰难，又怎能与他相比？60年代，至少还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们的作品，而他在50年代，甚至更早的40年代，在结识米塞斯之前，便已开始了这份事业。 罗斯巴德的困境 接下来，聊聊他在早年——1956年获得博士学位至1965年局势转变前——遭遇的种种困境。 在学术理念上，他是身处康德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在研究方法上，他为米塞斯辩护，坚持演绎推理，而彼时的学术界，实证主义大行其道。他以人类行动的公理为研究核心，而整个经济学界，都沉迷于用统计相关性验证理论。正如米塞斯所言，罗斯巴德与他一样，在一个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坚守“必然的确定性”——这个说法十分精妙。在那个年代，唯一被公认的确定性，只有光速，其余一切，皆可商榷。 他用逻辑论证阐述观点，而非数理模型；他为通俗期刊撰稿，而非学术期刊。为了推进自己的事业，他做了所有被认为“不合时宜”的事，而他的天赋，似乎也全都用在了“阻碍”自己的学术生涯上——说他是“学术生涯自我埋没”的行家，一点也不为过。 看看彼时的舆论环境吧：他身处左翼思潮的包围之中，这不仅指大学里的左翼学者，还包括他的亲友。除了父亲，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在争论40年代的核心议题：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他说，这便是他所处的社交圈的主流舆论，他们会因理念分歧，彼此疏远，形同绝交。而他，却与父亲一起，坚守着“弱化政府权力”的理念，对政府始终保持警惕。 他带着《人的行动》的理论登上学术舞台，而在现代学术界，最忌讳的便是撰写包罗万象的鸿篇巨制。你可以写教材，却不能写通论，不能写亚当·斯密式的著作。因为这样的著作，要求作者学识渊博、掌握海量事实，还要做大量的统计相关性分析——而除了那些适合做详细脚注的小众议题，没人能完成如此庞大的统计工作。可罗斯巴德偏要迎难而上，他说：“我要写《人、经济与国家》，把所有经济问题讲清楚，并用脚注佐证所有观点。”这在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界，是完全不合常规的做法。 他身处凯恩斯主义的时代，却对凯恩斯的理论嗤之以鼻；他身处中央银行制度的时代，却坚信中央银行是资本家借助政府力量为自己谋利的巨型卡特尔。即便在如今的标准经济学教材中，你也很难看到这样的观点：翻开“美联储体系”的章节，你绝不会在“卡特尔”的内容中找到相关论述。 冷战时期，他秉持不干涉、非强制、非暴力的理念；在联合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年代，他坚持地方自治、地方负责的原则。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纽约，罗斯巴德也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他坚定地站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身边，而米塞斯，彼时正是经济学界最受排挤的人物，人人避之不及，可罗斯巴德却主动靠近，毫不在意——他唯一的追求，便是捍卫真理。 再看看他的职业境遇。他一直生活在纽约，却无法离开这座城市——彼时，他患有某种恐惧症，我不知道该如何定义这种不敢跨过东河的恐惧，但它真实存在。离开纽约，他便会陷入恐慌；他不敢乘坐电梯，最多只能坐五层，这座城市，成了他的桎梏。他很晚才找到一份工作，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任教，身边都是工程师，学校甚至没有研究生院。没有任何人脉网络能为他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因为奥地利学派，彼时就只有米塞斯这一位“前辈”。 可以说，他几乎无法通过自己的职业，去践行自己的“使命”。我对“使命”的定义，你们可以记下来：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且是你最无可替代的事，便是你的使命。这通常并非你的工作，工作只是谋生的手段，而使命，是你存在的核心价值。 罗斯巴德认为，自己的使命，便是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捍卫作为伦理理念的自由市场，并将二者应用于对现代文明的全方位分析——包括历史、社会学、政治，而他谈及政治时，绝非局限于地方、州或国家层面，而是能对各个层面的问题如数家珍。 罗斯巴德的优势 那他究竟是如何克服重重困境，取得这般成就的？他身上，有着诸多常人不具备的优势。 他天资聪颖，且记忆力超群，看看他著作中的脚注，便能体会到这一点。 他总能直击辩论的核心，仿佛拨开层层迷雾，直奔问题本质。在我那个年代的体育界，只有一位防守悍将能与之媲美——职业橄榄球运动员“老爹”利普斯科姆，他是赛场上的噩梦。有人曾问他：“老爹，你为何总能多次擒杀四分卫？”他答道：“很简单，我只需冲上去，把四分卫身边的人都挡开，就能抓到他。”罗斯巴德在论战中，便是如此。无论对方设置多少防御、抛出多少无关论点，他都能一一拨开，直击核心，让对手无力反驳。米塞斯虽也聪慧，却没有这般能力。罗斯巴德堪称公开论战的大师，能轻易驳倒对手，而那些对手，也大多不敢再与他交锋。 他文笔清晰、笔耕不辍，只要有机会发表观点，无论平台大小，他都会提笔创作，这便是他的一大优势。也正因如此，他吸引了大批追随者。人们慕名而来，因为他从未停止创作，即便只是在小众的时事通讯和杂志上发文，即便没有稿酬或稿酬微薄，他也从未放弃。这些发声渠道，让他得以培养出一代追随者。虽未能从中获得收入，但这是他践行使命的方式，而非谋生的手段。 他的一大幸运，便是遇见了米塞斯。1949年，米塞斯的《人的行动》《社会主义》已出版，《货币与信用理论》也早已问世，罗斯巴德得以接触到奥地利学派的核心理论。他并非简单阅读，而是将这些理论融会贯通，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并灵活运用——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米塞斯因躲避纳粹，从奥地利逃往瑞士，后又辗转来到纽约，并在纽约开设了每周一次的研究生研讨会，还允许非注册学生参加，罗斯巴德便是其中一员，这对他而言，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世间万物，皆能成为他的研究素材。即便面对一些看似稀奇古怪的事物，他也能从中发现乐趣，并将其与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原理相结合。 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阴谋论研究者，他之所以认同这一研究视角，是因为其与奥地利学派的理念相一致：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个人的一切行动，皆是为了改善自身境遇，因此那些所谓的“非人格化的社会力量”，不过是虚幻的概念。这与奥地利学派的立场高度契合，罗斯巴德对此深信不疑。 因此他认为，想要理解人们的行为，要么直接询问，要么研读其著作，再顺着利益线索探寻真相。在他看来，政府是一个具有压迫性的机构，而这种压迫，却能被一些人用来谋取私利。于是他便着手研究，那些试图扩大政府权力的人，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纠葛。 不得不说，在学术界，研究阴谋论无异于自毁前程——除非你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阴谋论，是被认可的，而其他人，则绝不能触碰。但罗斯巴德偏要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让他在学术界举步维艰。 他始终乐观开朗、谈笑风生，即便与人论战，也不失风度，这些特质，都是我们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优势。还有一点，很少有人提及，却至关重要——沃尔克基金会的支持。在60年代中期之前，这家基金会是自由意志主义者最大的资金来源，罗斯巴德也从这里获得了一些资助，为其撰写书评、立场文件。 倘若你们登上这栋楼的三楼，看到罗斯巴德的信件与备忘录档案柜，便会明白，想要做到像他这般高产，需要承受怎样的压力。他用手动打字机敲出无数文字，寄给每一个相关的人、每一个相关的组织，光是档案柜，就堆了好几排，而其中许多内容，都具备出版价值。唯一能让我稍感宽慰的，是他在文章中用叉号划掉修改的痕迹——密密麻麻的叉号，至少说明，他的文字也并非一蹴而就。我戏称这是“罗斯巴德的限制级手稿”，这也是他超凡的学术能力中，为数不多的“人性痕迹”。 他娶到了一位贤妻，这一点，我认为是他成功的关键因素。倘若没有妻子的支持，他或许难以保持如此高的创作效率。 1965年，局势开始发生转变，我将其归结为两大原因：越南战争与滞胀危机。 越南战争给美国的学术界与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让美国最优秀的一批年轻人——在校大学生，开始对政客的智慧产生深深的质疑。他们不再相信政府，不再相信政客的公开言论，因被征召参加一场自己并不认同的战争，他们对主流体制失去了信心，也对校园里的主流理论产生了怀疑。 传统自由主义的没落，源于两件事：一是肯尼迪遇刺，象征着“实干型”自由主义的消亡，政府主导的自由主义，也随之轰然倒塌；二是数月后，越南战争升级，人们的信念，彻底崩塌。 这一时期，人们对阴谋论的兴趣再度兴起——虽未普及，但远比1963年时更为广泛。关于肯尼迪遇刺的电影《刺杀肯尼迪》，便是这一思潮的鲜活体现。如今，相关的阴谋论层出不穷，而在肯尼迪遇刺之前，阴谋论从未被普通民众所关注。 随后，70年代的滞胀危机爆发。通胀本应降低失业率，可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菲利普斯曲线大幅右移——也就是说，传统理论认为，只要将通胀率控制在5%至6%，就能将失业率降至4%至5%，可彼时的美国，货币扩张引发的通胀率已达到两位数，经济陷入停滞，尼克松与福特执政时期，均爆发了经济衰退。1979年，政府终于开始收紧货币供应，却又引发了1980至1981年的经济衰退。 最终，凯恩斯主义的主流地位开始动摇，因为即便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也无法同时降低物价与失业率。菲利普斯曲线失效，布雷顿森林体系——金本位协议也宣告终结。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物价飞涨，美元贬值，所有这些，都是奥地利学派早已预言过的结果，只是彼时无人在意。而现在，愿意倾听的人，越来越多。 罗斯巴德早已做好了准备——他的文章、小册子、演讲，一应俱全。在人人都排斥他的年代，他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经济与国家》《美国大萧条》，以及所有的配套研究资料，皆由他亲手完成。如今，终于有人愿意倾听他的观点了。他在无人认可的岁月里，默默耕耘，从未停歇。 他时刻准备着迎接学术论战，训练有素、蓄势待发。当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与70年代的滞胀危机，让人们对凯恩斯主义与冷战时期的主流世界观产生质疑时，他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完成了所有该完成的创作：书评、时事通讯、《罗斯巴德-罗克韦尔报告》，无一遗漏。无论成败，他都全力以赴，而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倘若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便不愿付出努力，可罗斯巴德，从未停止。 当下的世界 看看如今的我们，何其幸运。罗斯巴德没能亲眼见证互联网的兴起，他在互联网普及的前一年离世，也没能看到《罗克韦尔自由网站》和米塞斯研究所官网的诞生，倘若他能看到，定会欣喜不已。即便只是让他学会将电动打字机的内容录入电脑，他也会积极参与其中。 如今，每月只需10美元（若是精打细算，5美元也足够），你便能拥有自己的网站。有话想说，便能公之于众；想写博客，便能随时创作；有文章、书籍想要出版，便能在网上发布，谷歌的搜索功能，终会让有人看到你的作品。 这正是阿尔伯特·J.诺克在那篇关于以赛亚使命的著名随笔中所提到的“残存者”——总会有人找到你，就像你们这一代人常说的：“只要你搭建好了，他们就会来。” 或许，关注你的人并不多；或许，你的能力尚不足以吸引大量追随者，但只要你付诸行动，就一定会有人前来。而显而易见的是，倘若你无所作为，便只会一事无成。 如今，支持自由意志主义、主张“缩减政府规模”的学术期刊、出版社数不胜数，只要作品足够优秀，便能得以出版。与罗斯巴德上中学、大学的年代相比，如今的发声渠道，已是天壤之别，我们所处的，早已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罗斯巴德的一大优势，便是彼时无需掌握海量的文献资料，他只需吃透米塞斯的理论，便足以开启研究——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起点。即便是罗斯巴德，也难以跟上如今的学术产出速度，更何况是我们。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全力以赴。 你无法读完每一篇文章、每一封免费的电子通讯，无法看完《罗克韦尔自由网站》和米塞斯研究所官网上的所有内容，更不用说其他相关的网站；你无法读完所有出版的著作，也无法订阅所有支持你理念的杂志。这是我们的劣势——永远会落后于最新的研究。 但我们也有优势——我们的“武器”更为高效：只需轻点鼠标，便能找到所需的文章、背景资料，互联网这个拥有30亿页内容的免费百科全书，通过谷歌，便能触手可及。 你能在网上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实现分工协作。有人深耕劳动经济学，有人研究中央银行，有人探索卡特尔历史，有人钻研垄断理论——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海量优质文献的普及，如今我们总能找到同路人。即便只是一个小圈子，我们也能继续推进这项研究。 我们或许无法改变世界，但在等待时机的过程中，我们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像多年前有人对我说的：“你无法与市政厅抗衡，但你可以在台阶上留下印记，然后转身离开。” 如今的你们，拥有罗斯巴德与米塞斯为你们奠定的基础，还有各类研讨会可供参与，将复杂的理论融会贯通。这一切，在40年前，甚至50年前罗斯巴德初出茅庐的年代，都是无法想象的。即便前路看似艰难，你们也能大有作为。 你们能参与到宏大的社会分工与学术分工之中——而在25年前，这一切的成本，高到难以想象，如今，却触手可及。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深耕一个你坚信能做出贡献的领域，当有人想要了解这一领域时，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你——并非因为你言辞张扬，而是因为你在网上发布的内容，条理清晰、意义深远，人们愿意从中寻找答案。 以他为榜样，砥砺前行 但你们也要像罗斯巴德那样，始终保持全局视野，不能只做专精的学者。你需要将这些经济学原理，以一个博学的爱好者的身份，应用于各个领域，而非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同时，要坚持创作，即便无人问津，也并非你的过错，只是他们尚未发现你的价值。罗斯巴德在这样的境遇中，坚持了许多年，无人关注、无人认可，直到局势转变，他的思想才开始产生影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境遇，也有自己的专长——那份你最无可替代的使命，总有一个属于你的位置。找到它，然后开始脚踏实地的努力。这份努力或许枯燥，但有了互联网，一切都变得容易了许多。工具就在眼前，切勿轻言放弃。 多交流、研读米塞斯研究所的资料、浏览网上所有能帮助你成长的内容，培养两种能力：一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拥有能为他人带来价值的真才实学；二是拥有广博的知识，能将基本原理应用于具体情境，即便并非该领域的专家，也能做出有见地的评论。 看看今天在场的人，倘若每个人在未来五年里，撰写3至5篇文章，且彼此保持联系，仅维持这份交流，就足以让大家忙碌不已。而得益于互联网，这一切几乎无需任何成本。这便是我想告诉你们的：以罗斯巴德为榜样，砥砺前行。 你们或许没有罗斯巴德那般的天赋，写不出《人、经济与国家》这样的著作，即便拼尽全力，也无法创作出《美国大萧条》这般具有革命性且精准的专题研究——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但所幸的是，你们无需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些成就，早已有人达成，这些著作，早已问世，我们只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行。 你们能做的，是去探索那些无人涉足、少有人关注、没人愿意深耕的领域，占据这个领域，让它成为你的专属阵地。即便你所做的，只是搭建一个网站，整合所有相关的链接、文章与资料，成为互联网上的一个信息交流中心，你也在做一件极具意义的事——你在为他人减少寻找信息的成本，参与到宏大的学术分工之中。 这是我对你们的呼吁，也是对你们的挑战。当你们离开这场研讨会，那些知识与理念，已融入你们的心中，接下来，该是你们付诸行动的时候了。你们收获了诸多裨益，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优势，也因此，肩负起了更重的个人责任。这是无法逃避的，因为你们来到了这里，了解了这一切，便再也无法回头。 去行动吧，我不知道你们会去往何方，不知道你们的专业是什么，也不知道你们的兴趣所在。但无论是什么，只要是你热爱的、且能让你成为无可替代的存在的事，就去做吧：登上网络、坚持写作、大胆发声。倘若需要修改，你甚至无需像罗斯巴德那样画叉，只需按下删除键。罗斯巴德或许并不喜欢现代科技，但我坚信，他一定会爱上删除键——而我们，如今拥有这样的便利。 我给大家一周的时间，并非要求你们今晚就行动——当你们从各自的学习或研究项目毕业时，要么拥有自己的网站，要么参与到某个联合项目之中。当你们走出校园时，一定要在网上留下自己的作品。 倘若你是一名本科生，想要继续攻读研究生或申请奖学金，当你能对面试官说“这是我在网上发表的作品，你们可以查看”时，这便是你的优势；在竞争激烈的求职市场中，当你能对雇主说“我有自己的网站，你们可以看看我的成果”时，这便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这便是我对你们的挑战：以罗斯巴德为榜样，砥砺前行。

一般情况好一点的豆子会用来做浅烘，口粮豆一般都是中深烘的，影响口味最大因素可能是水温了。另外水的流速尽量快的方式，都是尽量避免过粹。

影响的，比如浅烘豆研磨可以细一些，水温可以高一些如93度，预浸泡也就是闷蒸尽量充分，中深烘的颗粒度要粗一些，水温宜低不宜高如88度，也有不闷蒸的冲法。 日式手冲满有名，各路冲法非常多。

这是我对ai有节制性使用的原因，不能自己实际没啥用处反而成为别人的语料，ai的上限还很高，但本质上它还是工具，它的可开发性实际是人对自身的开发性。 nostr:nevent1qqsq0n8r8yf39pp0vd6cx34y3zwd6kyqvkqyvdwp83u6reagy79vexqprpmhxue69uhhyetvv9ujumn0wd68y7ng9ehhyee0qgsgryfssyjx6xfvnf2e29cyyur4dv3zp9z8pvchrevtkh3ugthgmdgrqsqqqqqpd2s0w6

😂 https://nostpic.com/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c673b0d750cb1dbf7aaeb7e73409e1933b29732db78d3e227372658999ceeeaa.webp

转 ―――――――― 一个叫Paul Conyngham 保罗康宁海姆的澳洲技术宅/高科技公司老板 2109年领养了一只叫罗熙的流浪犬 狗子有了家，他有了陪伴 开心的日子没多久，2024年罗熙突然生病 医生诊断出狗子得了肥大细胞瘤（Mast Cell Cancer） 常规的化疗和手术无法阻止癌细胞扩散 被判定只剩几个月寿命。 保罗哭的要死，突然想到问问AI能做什么？ 在AI建议下，砸下 3000 刀给狗狗的肿瘤 DNA 做了全基因组测序。 把数据全部喂给 ChatGPT 和 AlphaFold AI识别出变异蛋白，将其与药物靶点进行匹配。 让AI从零开始设计出一款定制化 mRNA 癌症疫苗。 基因组学教授直接看傻了： 你一个生物学背景为零的爱狗人士居然靠自己搞定了这一切？ 申请接种疫苗需要通过伦理审查。 澳洲官僚程序的审批时间比特么设计疫苗还长。 耗时 3 个月，终于获批。 收到消息后Paul驱车狂飙10 小时，带 Rosie 打了第一针。 肿瘤缩小了一半。 毛发重新恢复光泽。 狗狗活了下来，重获快乐。 教授感叹：“如果狗都能这么救，为什么我们不把它推向人类？” 一个人，一个聊天机器人，外加 3000 美元，直接干穿了整个制药巨头的研发管线。 不远的将来我们将治愈如此多的疾病。 我觉得大家还没意识到 未来会变得多么美好（真切希望）。 来源：澳大利亚人报（澳洲严肃权威媒体之一，非tabloid花边小报），Tech boss uses AI and ChatGPT to create cancer vaccine for his dying dog, 03/14/2026

一个萝卜一个坑，都是安排好的流程，完全合规，办法有的是。 普通人越想要获得这种资格，实际上是在维护现有的制度，其实越挤压自己的生存空间，只有少数幸存者偏差才走得通。嘴里公平讲得越多的人，其实越不想要公平，只是自己处在不利地位。

转 ――――――― 人的观念很难变的，比如我爱人今天说去药店买药发现中成药医保不能报了，我说很好啊，早就不应该报了，她狠狠瞪我一眼，不吃中成药你说我吃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这辈子好像就没说服过任何人，我老婆吃中药，我老妈背着我偷偷被传销骗，我书记非要听消息炒股结果退市，我这么多学生就没几个价投全是投机分子追涨杀跌最后说炒股不是人干的，我说谁谁价投现在还不错他们说幸存者偏差玛德这个词倒是学会了。 ――――――― 我的一点点小经验，学习和实际运用趋势交易，对僵化的思想有一定软化功效。 比如，我知道癌股生态很劣质，也不太看得上癌股，但不影响在有吃饭行情时赚它一笔。我的感觉、认知未必是对的，不要影响挣钱。差的结果是，认为自己什么都对，就是挣不到钱还亏损，好的结果是把钱给挣了，还修正了原本低level的思维、观念。

投稿题：网友觉得这张照片拍得很好，想给这张照片起一个文艺的名字。 网友：翻墙看黄色 https://nostpic.com/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9d333c349a2ff8d07f0ac66cd5f1be9d52e503e5a1088235b6413f17d7079927.webp

校招是不错的廉价劳动力，经常看到各种公务事业单位国企的实习生，这些人比有编制的卖力多了，也不会有几个钱，却不一定留得下来。

要把铁撸起来了 https://nostpic.com/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c314f9dbcac3eba9eb759e4b4e079315eca82a9d4cf323eb37b111da8845c65f.webp https://nostpic.com/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dc496bd166b0b818026b584506543b4b94b3c5869ea3769c79793e110de75572.webp

买买买😇 nostr:nprofile1qqsdyemp69zzzqz5s5wswpas7p49r7xkthw0glymjf25t2xmqu6g7fqpzdmhxue69uhkymmnw3ezummwd35kuef0qyghwumn8ghj7cn0wd68ytnndphhqtcprpmhxue69uhhyetvv9ujuctjw35k7um5wghxx6p0h856fh https://files.sovbit.host/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5e18425d204976480895d91e38b48d80a71efe35f2460bdcf05eb80324a5bc56.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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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绝大多数人的刻板印象相反，欧洲早已不是18、19世纪自由主义鼎盛时期的资本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国家主义、干预主义、社会主义完成主导的结果，美国也是不遑多让的，近几年中国和欧美的体制正在高度趋同，只是改革开放的惯性使得衰败在一些方面还略微慢一些，五十步笑百步终究不值得高兴。 nostr:nevent1qqswxwjr7fzfx80l2qfgezsd9g46t37kl22gkckcmpwuendcrjh0k5qpr9mhxue69uhhyetvv9ujuem4d36kwatvw5hx6mm99upzpqv3xzqjgmge9jd9t9ghqsnsw44jygy5gu9nzu093w6783pward4qvzqqqqqqyu8k38u

大城市一般不会故意找茬，没那么恐怖的，国内现在走的是欧洲美国的路线，用更“文明”和隐蔽的手段盘剥民众。

今天天气不错，回两年多前卖掉的老破小附近走走逛逛，竟然开出几家生意兴隆的网红小店。近两年这样的小店越来越多了，这样挺好的，说明务实的店主多起来，这种小而美的店铺也是时代转变催生的，如果说世界有什么永恒不变的，那就是变化，普通人很难做到先知先觉，能后知后觉也不错的，总比食古不化被时代推着走，直到不得不接受改变那就太晚了，甚至更新的改变都发生好几轮了。

最近的交易进入贤者时间，没有太多可参与的，无处可下稍微重一点的手。加密币跌了一波之后比较像一个中继平台，至少再跌一波的可能性较大；美股的头部显现，但距离突破还差一口气；癌股在缩量盘整，可能距离一根长阳或长阴不远，感觉向上概率略大；大宗方面，错过了金银上半场，不知道有没有下半场，石油化工第一波太猛没做上，只能等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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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是主观的，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价值排序表，且这个表会随时随心境动态变化，也就是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具体的人的具体回答。

各有利弊吧，上班是稳定但上限较低的模式，不上班如果没有大额家产继承需要靠自己赚取，就只能创业、投资、老板模式，如果是工匠、手艺人、小摊贩等可能还类似打工，其他的不确定性就没有上限了。

厉害 https://files.sovbit.host/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266a6a62f3228c222d0c5b9836f524fc4302d3743b05ee8ff432261e7544ea38.mp4

😇 https://nostpic.com/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6a2ac9042f8116feaa7a2aa318a7222a22b7604eeedaa43be90849b86ea067b2.webp

### 我们的债务、哈布斯堡帝国与经济认知的缺失 作者：Gregory Bresiger 2025年4月3日 美国政府的债务争议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对尚未出生的后代和担忧近期未来的人而言更是如此。约36万亿美元的债务赤字——这还是政府自行核算的数字，而我认为其核算标准存疑——理应让所有持有美元资产、关心子女未来的人感到警醒。因为政府曾屡屡陷入破产境地，随之而来的便是长期且痛苦的通货膨胀。 从目前的官方数据来看，联邦债务的利息支出，仅仅是利息，已成为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三大项。我们不妨将其具象化：试想你背负着一笔堪称噩梦的抵押贷款，数额庞大到你永远无法偿还本金。这远不止是一笔房贷，更是你和子孙后代永远无法摆脱的财务枷锁。你的亲友会为你毫无节制的开支感到震惊，或许会认为你是个经济盲，是个花钱成瘾的人，理应接受法院的监管。 历史警示我们，因开支成瘾或决策失智，我们正踏上一条危险的道路——除非两党中那些长期挥霍的政客们采取强硬的整改措施。正是这些人，在过去两三代人的时间里，一路狂奔在走向破产的道路上。在此我要排除参与过二战的祖辈们，战后他们曾短暂地削减过债务赤字，而此后福利与战争开支模式占据主导，两党便都放弃了一切理性的财政支出规划。 在过去的几代人中，林登·约翰逊和小布什等风格迥异的总统，都曾开展过疯狂的开支计划，最终酿成恶果。上世纪60年代医疗保险制度的启动成本、约40年前联邦政府推出的处方药福利计划，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其实际成本远超所有预估的启动费用；就像越南战争和小布什那场宣称要为世界带来民主的反恐战争，最终都成为了吞噬财政的无底洞。此外，小布什和林登·约翰逊卸任时都遭民众憎恶，无意义的战争引发的巨额开支，足以造成这样的结果。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最大的过错，其实并非水门事件。为了赢得1972年的连任，他撤换了拒绝实施通胀政策的美联储主席，任命了愿意配合的人，就此放开了货币政策的闸门。尼克松倒台后，美国陷入了一段痛苦至极的时期，也就是滞胀阶段。这是一场持续约十年的经济困境，低经济增长率与高通货膨胀率并存——这是传统经济学家此前断言绝不可能发生的情况。然而，正是因为政府过度开支，市场上货币超发、商品短缺，这种情况终究还是出现了。我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当时我是新泽西州苏塞克斯县一家小报《苏塞克斯观察家报》的特约记者，这家报社最终倒闭，我最后几篇稿件的稿费也打了水漂，报社老板称，是高利率拖垮了报社。 但政府的开支狂潮，早已超越了政治层面的问题。如今，一些异想天开的经济学家和政客还向我们兜售现代货币理论的理念。这套理论宣称，人们可以拥有想要的所有公共项目，政府要做的只是不断印钞即可。这是彻头彻尾的疯狂，而历史早已记载过这种疯狂酿成的恶果。 事实上，政府过度开支不仅拉低了民众的生活水平，还数次改变了历史进程。17世纪的西班牙帝国，坐拥从新大陆掠夺的数千万黄金，却因过度开支陷入财政枯竭，甚至爆发了军队哗变。向来节俭的荷兰人奋起反抗西班牙的统治，历经多年斗争赢得了独立。 作为西班牙的近亲，曾经盛极一时、富庶无比的哈布斯堡帝国，也有着自身的财政困局。19世纪，该帝国曾数次破产。在19世纪下半叶，哈布斯堡帝国与崛起的普鲁士王国争夺德意志的统一主导权。1850年，哈布斯堡帝国在奥尔米茨让普鲁士蒙受了屈辱——奥尔米茨曾是哈布斯堡帝国的工业中心，如今则属于捷克共和国——并在德意志统一的危机中，迫使普鲁士解除了武装。 但约16年后，经济快速发展的普鲁士完成了重新武装，在普奥战争（六周战争）中轻松击败了深陷财政困境的哈布斯堡帝国。这个根基摇摇欲坠的帝国，其军队早已因资金匮乏陷入窘境，最终战败。普鲁士军队拥有更先进的火力，而奥地利官员虽想购置更精良的武器，却因国库空虚无力实现。约半个世纪后，这个此前被迫与匈牙利合并的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覆灭。肆意的财政开支，与诸多其他因素一同，摧毁了这个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大英帝国背负了巨额债务。一方面要维系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另一方面国内的福利制度不断扩张，双重压力让大英帝国不堪重负。二战结束后，英国成为所谓的“战胜国”，却是一个特殊的战胜国——它早已债台高筑，不得不向美国借款，而这也并未解决其根本问题。英国依旧维持着高额开支，到了上世纪70年代，已然沦为“欧洲病夫”。一位英国首相曾感慨，西德凭借更低的税收和更完善的财政政策，实现了更高的生活水平，他甚至打趣道：“我们不过是自以为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而，英国、西班牙和奥地利都曾是富庶的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答案和其他走向破产的国家、身无分文的名人如出一辙：他们因肆意挥霍走向了破产。如今，美国正踏上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和大英帝国走过的老路，有人会踩下刹车吗？

转 ――――― 朋友们，其实中国人最后花钱很荒谬的。 扣扣搜搜节省一辈子，健康的时候舍不得花钱体验和消费，以为是存过河钱和养老棺材本，其实最后花在无意义治疗里没有任何性价比。 疾病到后面是住不进公立三甲医院耗着占周转的，残存着希望或者想稍微舒服一点就得住私立医院，私立医院单人间比五星级酒店贵，双人间比一般的海景房贵，人躺着一动不动，窗都开不大；挂营养乳完全不便宜，一袋大白袋输液十几个小时，够你吃人均500的餐厅，补充不到一顿外卖的能量，要是还要挂白蛋白和球蛋白，你的日均营养支出最低配就1500元以上，这个预算可以吃的黑珍珠餐厅也太多了吧。七七八八加起来，如果还需要用药吊着控这控那，医保报销前日均账单5000-10000元很正常，可以去马尔代夫中奢以上了。 但是很遗憾，花这么多钱买到的体验和感受就是浑浑噩噩、全身难受、打针吃药、行动受限，没有快感可言。不买更难受，人更是要吃苦头。买来的时间能干嘛么，干不了什么，你都不见得有清醒的头脑睁得开眼睛，大小便能自理还能自己喝水吃东西走两步就很不错了，但是会很快死么，也不太会，有得耗了。 这口气又贵又难咽。除非有人先扛不住早点收场。 这是人一生中花钱最负反馈的时候。 人死了留下那点三瓜俩枣也很可笑，上海市丧葬补助金和一次性抚恤金分别是2个月和9个月的上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25年上海的基数是7758元/月，加起来一共85338元，在上海还不够买个方便家人祭扫的墓地。打工打了半天，单位交的那部分养老保险直接进统筹账户领不到，是的，人死了会被统筹掉，没领到一分退休金的年轻人啊，家人只能领到个人部分账户余额。 所以我一直主张要珍惜身体下坡路之前的治疗间隙，抓紧爽到，那是花钱最值得的时候，有余粮抓紧吃喝玩乐享受，不然后面真的没机会了。还好我去年一年玩得多活动多，耳聪目明的时候把公共表达都做了，不然这个春天我已经没有糖元给大脑做任何事情了，生活半径急剧萎缩，处境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普通人的一生财富循环荒谬至极，卖时间换钱，最后再花钱买时间，却很难买到有质量的时间了，心疼着病痛着匮乏着困窘着，等榨干。 什么都说了不算。

🤡 https://nostpic.com/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654a0d49931b017392388d84d9b3dbea2eb996095d5ca2760b23c80101bab781.webp

### 机器人不会抢走你的工作 作者：阿提拉·雷巴克 1812年春天，英国诺丁汉郡的纺织工人砸毁了动力织布机，他们坚信这些机器会让自己的手艺变得一文不值，让家人陷入穷困。他们对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判断无误：工厂的确取代了手工织布工，围绕特定熟练工种形成的社群也确实分崩离析。卢德派工人并非愚昧之辈，感受到时代的巨变也无可厚非，他们唯一的错误，在于得出的最终结论。机器淘汰的那些劳动力并未凭空消失，而是流向了工厂、铁路、城市，以及当时尚未出现的各行各业，满足着1812年的手工织布工根本无法想象的新需求。 如今的我们，正如同当年的卢德派——并非指砸毁机器的行为，而是指我们同样看清了技术变革的冲击，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超级人工智能引发的工作岗位替代，其规模让当年的动力织布机相形见绌，这种变革是真实存在的。但由此得出的“永久性大规模失业、人类将失去经济价值”的结论，不过是换了种更光鲜的说法，重蹈了当年的覆辙。 生产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1803年，让-巴蒂斯特·萨伊提出了一个极为朴素的观点，而经济学家们花了两个世纪的时间，却总在误读它：生产是购买力的来源。当你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便会获得收入，进而产生对其他商品的需求。供需并非彼此独立的变量，不会在整个经济体中永久失衡。新的生产能力不会摧毁需求，而是会改造、创造需求，将其引向此前从未存在的事物。 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国农业从业者占劳动力的比例从1900年的40%降至如今的不足2%，却并未让38%的人口陷入永久性失业。这些工人转而成为护士、程序员、飞行员、治疗师、咖啡师和用户体验设计师——这些职业，在他们的曾祖辈耕耘田地的年代，要么几乎不存在，要么完全是全新的领域。机械化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创造了更多收入，也让人们有了更多时间去追求新的商品，而市场则引导劳动力去满足这些新的需求。 自动取款机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自动取款机问世时，人们普遍认为银行柜员的岗位会大幅缩减——既然机器能以更低的成本全天候工作，为何还要花钱雇人？但实际情况是：单家网点的运营成本降低，让银行开设更多网点变得划算，自动取款机出现后的数十年里，柜员的就业人数反而持续增长。人类员工向价值链上游转移，开始处理客户关系、房贷业务，以及那些需要判断力和责任心的决策工作。所谓的“劳动力总量”，终究如人们想象的那般，具备着超乎预期的弹性。 一个无人提及的责任归属问题 关于人工智能引发失业的论调，有一个看似严谨的版本：它承认历史规律，却声称这一次，机器取代的不只是体力劳动或单一任务，而是通用智能——也就是在以往每一次技术变革中，吸纳被替代工人的创造性和适应性思维，人类的工作岗位将无处可寻。 这一论调表面看似合乎逻辑，实则经不住推敲，且原因并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那般。问题不仅在于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或是新行业会不断涌现——尽管这两点都是事实，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一论调误解了市场的实际交易内核。 市场交易的不仅是认知成果，更是责任归属。外科医生做手术时，要拿自己的声誉、执业执照和生计冒险；企业家推出产品时，要将资本押注在对消费者需求的判断上；律师为客户提供咨询时，未来的业务量取决于其建议的正确性。这种结果与行为挂钩的循环，并非市场运行的附加品，而是市场产生可信信号、促成可靠行为的核心机制。价格之所以有意义，正是因为制定价格的人，会为自己的错误判断付出代价。 而人工智能对结果没有任何切身利益，不会一败涂地，没有会随时间积累的声誉，也没有会因错误决策化为乌有的资本。这并非出于对人类情感的主观偏爱，而是经济生活的结构性特征，人工智能无法复制——因为复制这一特征，意味着让人工智能承担后果，进而要求其拥有资产、承受损失，这又会引发一系列全新且更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实现这一点之前，专业人士与客户、医生与患者、企业家与市场之间的责任联结，始终具备不可替代的经济价值。这并非生产力提升最终会淘汰的残余，而是支撑经济运行的关键。 此外，随着自动化让标准化产品变得随处可见，人类对蕴含真实人文创作的商品和服务——即手工制作，而非单纯的工业产出——的需求会不断上升。人工智能生产的产品越完美、流畅、优化，人们就越愿意为有温度、不完美的人工制品支付溢价。这一趋势在食品、家具、音乐和服装领域已显现无遗。人类的独特性，永远不会成为一种“稀缺难题”。 真正的威胁不是自动化，而是垄断 如果说人工智能引发失业的恐慌大多是杞人忧天，那么人工智能革命中确实存在一个真实的危险——而自由市场的拥护者最有资格点破这一点，因为其他人都在将其与表象混为一谈。 不妨回顾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它最初建立在开放协议和去中心化架构之上，是真正的公共资源。但后来，它逐渐被圈占：数据隐私监管规则的合规成本高到只有大型老牌企业能承担；知识产权法的适用范围被扩大、甚至成为打压竞争的工具，阻碍了系统间的互操作性；各类许可要求抬高了新进入者的门槛，却让老牌企业毫发无损。最终的结果是，数字经济被五家平台巨头主导，它们利用与监管层的关系压制竞争，其效果远比以往任何一家仅靠市场力量的托拉斯更为有效。 如今，这套手段正以更快的速度在人工智能领域重演。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打着安全框架的旗号，设立了分级合规体系，给新进入者增加了成本，而老牌企业却能轻松承担。欧盟自身的研究机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估算，一家小型企业为一款高风险人工智能产品搭建合规的质量管理体系，成本最高可达33万欧元——这对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或谷歌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却足以让华沙或里斯本的初创企业倒闭。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一年内的联邦游说支出增长了近7倍，仅2024年，就有超过460家机构向国会开展人工智能相关的游说活动——其中绝大多数是拥有充足资源的老牌企业，它们能推动制定对自己有利的规则。这便是典型的监管俘获逻辑：以公共安全为借口，构筑行业壁垒，然后坐收渔利。 当政府成为决定谁能研发、部署人工智能的主导者时，结果不会是一个竞争充分、收益广泛共享的市场，而是一个带有政府官方背书的卡特尔垄断联盟。在这样的格局下产生的失业，并非因为机器的生产力过高，而是因为法律禁止人们接触这些机器。 我们真正应该提出的诉求 人们对人工智能引发失业的恐惧，就像当年卢德派的恐惧一样，虽可以理解——正确识别了真实的变革冲击，却从中得出了错误的政治结论。卢德派想要砸毁织布机，而如今的类似行为，是呼吁出台人工智能许可制度、强制影响评估、算力限制，以及由老牌企业设计的责任框架，这些举措不过是为了固化当前的行业层级。这些政策不会减缓技术变革的冲击，只会决定谁能从中获利。 当然，另一种选择并非天真地认为市场能毫无痛苦地解决一切问题。技术转型必然伴随真实的成本，而其中一部分成本，会落在那些没有足够能力承受的人身上。但解决问题的答案，并非限制技术发展，而是消除所有阻碍人们适应变革的其他壁垒：阻碍工人进入新领域的职业许可法、垄断职业准入的资质认证体系、阻碍人们迁往新机遇之地的区划和住房监管政策。这些都是政治干预让人们在技术转型中处境恶化的症结，也是值得我们为之抗争的问题。 除此之外，开源人工智能的发展理应得到坚定捍卫——这并非技术从业者的偏好，而是关乎经济自由的大事。由少数人掌控、专有化、与政府绑定的超级人工智能，才是真正值得人们彻夜担忧的局面。而分布式、竞争充分、人人可及的超级人工智能——能让布达佩斯或班加罗尔的小企业家，打造出可以与硅谷巨头抗衡的产品的人工智能，才能让萨伊定律发挥作用：新的购买力被创造，新的行业被发掘，人类劳动力的新岗位从底层自发涌现，而非由上层指派。 机器本身并非威胁，困住机器的牢笼才是。而如今，那些大声警告人工智能危险的人，正是最积极打造这道牢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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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iles.sovbit.host/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d12528a00e53fa98c00a2c10767962a156bc9370a91df2a3f787276121c58d85.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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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游戏》主题曲（Main Title Theme）的作曲家拉明・贾瓦迪（Ramin Djawadi）是伊朗裔，这是伊朗达夫鼓改编版《权力的游戏》主题曲 https://files.sovbit.host/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e304dd4be6682721b36fdfda901c17346153f9203480e46849f9a3a31659d551.mp4

说的有模有样的😇 https://nostpic.com/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1eb955846e2d452b9b54c363dac02b3f3ad297684c23097b1bc67413e6e18129.webp https://nostpic.com/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d9840b5ce4e8c0d92eb08a2f07e3c17364ffbcf96e9bdf72cf081eebfffae43f.webp https://nostpic.com/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6104405ddaa0bdc4462054c85b75c1106e6fecc5ecb7b12018bb5740f493580b.webp https://nostpic.com/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bbcbe818b1fd27bc0bf72cd35561ce9959f55f08c4042c73ea7c1c9d56395354.webp https://nostpic.com/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7da50de9467b967a5c0d140a06bda4b849370a9c835628bb0dffada55f48f1c6.webp https://nostpic.com/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c1e0f1db3f2e48493865df3beeb09765d901967cda27c56aa613224ce191d066.webp https://nostpic.com/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5740c53f9bf511e4f332393aec262c7f9305cc598c8c1bea3a6e1820c13a0c79.we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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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社会主义如何颠倒公民社会的逻辑 **作者**：Vibhu Vikramaditya 民主社会主义被标榜为一种通过民主投票制度建立、而非依靠革命暴力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却会催生僵化、官僚化的铁腕体制。 纽约市至今仍热议不休：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皇后区州众议员佐兰·曼达尼，凭借民主社会主义施政纲领击败前州长安德鲁·科莫，赢得民主党市长候选人提名。其纲领主张将食品配送等核心经济职能改造为政府管理的公共服务，颠覆公民社会中市场的自发秩序。曼达尼的核心承诺，是建立由城市所有、政府运营的连锁杂货店，作为公共“食品选择”，以此平抑物价、消除所谓的“食品荒漠”。 民主社会主义在20世纪计划经济体系崩溃后兴起。随着中央计划经济声名扫地，毛主义-斯大林主义政权的专制本质暴露无遗，民主社会主义支持者试图将其理念与过往的社会主义国家管控切割。他们的话术策略，是在“社会主义”前冠以“民主”二字，仿佛决策程序能弥补强制手段的本质缺陷。为摆脱国家社会主义的极权遗产，他们将社会主义重塑为一种参与式道德准则，而非社会治理的蓝图；借用自由、参与、正义的话语，使其不再是具体的制度设计方案，更像是一种道德命令——实现经济民主化、恢复平等、消除由利润驱动的等级制度带来的异化。 但这种话术重构，掩盖而非解决了其与旧式社会主义模式在深层结构上的延续性，制造出一种幻象：经多数人同意的强制性集体主义，便不再具有强制性。“民主”这个形容词看似柔化了“社会主义”的内核，不仅掩盖了未变的强制性结构逻辑，还犯下了概念性错误——因误解其试图应对的秩序根源，导致权力分配出现根本性偏差。其结果远非一系列经济改革，而是彻底颠倒了公民社会的整体组织逻辑：日常生活的程序政治化取代了规范性制度框架，选举管控替代了自发协调，私有产权、普通法、结社生活、宪法制衡这些造就公民社会的历史基石，被系统性掏空。 然而，这种颠倒并非仅停留在话术层面，更体现在治理架构的设计中：民主社会主义并非以民主手段干预公民社会以实现特定目标，而是重新设定了公民社会的核心运行逻辑。在古今英美启蒙思想中，公民社会并非国家行动的领域，而是自发的协调、博弈与延续秩序，是一个分散的生态体系——规范与秩序源于去中心化的互动，而非中央的政令。 ## 从结社根基到民主社会主义的双引擎：民粹式认同与官僚式管控 在西方大部分政治传统中，无论是否被明确提及，公民社会都被视作政治生活的内在架构：它是协调、判断与合法性的源头，是由各类机构、法律、社团和公共协商构成的密集生态，亦是政治体本身。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领域与政治领域并无本质分界：城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共同体，其全体成员共同构成的并非单纯的国家，而是由家庭及家庭联合体组成的、为追求优良自足生活而形成的公民秩序共同体。 即便近代早期的社会契约论者背离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仍将公民社会与共和国视为一体。霍布斯虽持专制主义观点，却将公民团结的根基，归于民众将权力让渡给主权者的那一刻：“此举完成后，这群结为一体的民众便被称作共和国，拉丁语为‘城邦’，是他们共同意志的化身。”因此，即便是主张主权绝对的霍布斯，也将公民社会视为构建共和国的行为，而非从行政顶端向下委派的一系列职能。 同样，否定霍布斯理论基础的洛克，仍将公民社会视为由普通法和共同司法体系联结的有机整体，是解决争端、执行正义的框架。他写道：“那些结为一体，拥有既定共同法律和可诉诸的司法机构，且该机构有权裁决彼此争端、惩罚违法者的人们，便同处于一个公民社会之中。” 苏格兰启蒙运动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点。亚当·弗格森将公民社会视作政治生活随历史演化形成的有机脉络，而非依附于国家的自愿附属品；在他看来，公民社会并非国家之外的领域，而是政治体本身的差异化构成，是礼仪、市场、社团和机构在单一公民秩序中共同演化的历史产物。法律与司法体系阐释着先于其存在的社会规范，而这些规范也依靠法律的裁决与认可保持公信力和效力。公民社会并非政府施恩的场所，而是约束私利、引导商业、防止协调机制被腐蚀的根本基石。弗格森写道，若失去公民生活的这些有机秩序原则： > 人类若不受公民社会法律的约束，便会陷入暴力或卑劣的境地，时而展现出比地球上任何动物都更可怖、可憎的面目，时而又显得更为卑劣、可鄙。 黑格尔首次在哲学层面，将公民领域与政治体作出决定性的割裂。弗格森眼中的公民社会，是政治生活的演化脉络——规范、判断与协调源于人类非刻意的行动；而黑格尔则将市民社会重新定义为家庭共同体与伦理国家之间的矛盾阶段，是一个从属于需求与个体利益的领域。原本内生于结社生活的合法性，变得外生，由国家的理性架构赋予。在黑格尔看来，公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唯有通过具有普遍性的理性国家才能解决： > 家庭在此解体，成员间变得彼此独立，仅靠相互的需求联结在一起，这便是市民社会的阶段，它常被误当作国家。而国家，唯有在我们抵达第三个阶段——伦理生活或精神阶段时才会出现，在这一阶段，个体的独立性与普遍的实体性实现高度统一。 黑格尔将公民社会置于从属地位的观点，被马克思及社会主义传统继承。马克思认同公民社会在伦理层面的不完备性，却将其发展方向重新设定为废除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无产阶级团结。这一思想脉络贯穿第二国际、列宁主义中央集权，以及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至上理念——三者均将结社生活视为结构上存在缺陷、在规范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存在，主张由国家对其进行重组，无论手段是革命夺权、发展规划，还是福利行政整合。 民主社会主义的创新之处，在于打造了一套双引擎运行机制。输入端是民粹式的公众认同：依托道德化的参与和平等话语，将民众所有显性或想象中的不满，以及政府的民生承诺，转化为国家通过政治手段获得的弹性授权。而其运行机制，则依靠标准化的官僚管控：垂直整合的政策体系，将规则制定、财政拨款、服务供给整合在单一行政体系中。这两个子系统相互滋养：政府每一次提供的显性公共服务——学校、诊所、杂货店、交通设施，以及对各类自然形成的人际联系的干预，都会扩大组织公众认同的舞台，印证中央化管控的“有效性”；而通过政治化手段获得的每一次认同扩张，又会赋予政府新的制度干预权。这一循环奖励那些宏大的政绩承诺，惩罚社会内部低调的维护工作和自主的有机组织，最终让权威凌驾于适应性之上。 在取代有机公民社会的背后，民主社会主义陷入了一个难以挣脱的司法恶性循环：从规则清晰，走向自由裁量，最终陷入运作模糊。依据意识形态目标治理多元社会，需要简化的规划，而简化的规划又会在现实的多样性面前失效。为应对这一问题，国家将自由裁量权扩大并下放给社工、检查员、理事会主席、采购官员等无数行政人员。这种在程序外衣下行使的自由裁量权，滋生出运作的模糊性：选择性执法、浮动的标准、暗箱操作的例外权，以及政治对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加深。 这一体制在授权层面是“民主的”，但具体运作却充满不确定性：公民面对的规则条文清晰，实际执行却毫无规律，最终的生活体验，便是披着公共合理性外衣的独断专行。在宪法层面，产权从一项可自主探索的权利，沦为附带着使用要求和服务绑定、可被撤销的附条件许可。行政法取代普通法：判例的形成与解读逐渐消亡，司法裁决转向为追求统一结果而设的特别法庭，而非基于个案适配与合理解释；法律权威从契合公众预期，变为推行强加的意识形态管辖。社团未被废除，却遭渗透——依赖政府拨款、与选举政治同步、被纳入充当行政代理的“合作关系”。形式上的制衡机制依然存在，但在实践中，规则制定、司法裁决与服务供给的职能边界已彻底崩塌。政治体的仪式愈发体现多数人意志，结构却愈发背离自由本质。 民主社会主义融合了民粹式授权与官僚式管控，彻底颠倒了公民社会的逻辑：自发协调让位于选举管控，产权与判例让位于行政自由裁量。对规则清晰的追求，滋生出自由裁量、运作模糊、社团渗透与公共服务政治化的问题。政治体的仪式愈发民主，结构却愈发非自由主义，人际关系被不断政治化，自主与异见的自由空间持续萎缩。

# 住房愈发难以负担，各国政府却在雪上加霜 **作者**：Ryan McMaken 美国新建独栋住宅的平均面积自2015年起持续走低，而住宅面积缩水往往出现在经济衰退期——2008至2009年、2001至2002年、1990至1991年均出现过这一情况。 即便2019年经济增长数据表现亮眼，市场对大户型住宅的需求，似乎早在2020年经济衰退和当前的经济低迷到来前就已见顶，而新建多户住宅的面积则不降反升。 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2021年新建住宅的平均面积为2480平方英尺，较2015年2687平方英尺的峰值下降了7%。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的这一平均面积创下历史新高，也是二战后美国住宅面积数十年近乎持续增长的结果。1973至2015年的48年间，新建住宅平均面积从1660平方英尺增至2687平方英尺，涨幅达62%。与此同时，住房品质也全方位大幅提升，从保温层、屋面材料、窗户，到车库的面积和配置，均有显著改善。 尽管2015年以来住宅面积下降了7%，但2021年美国新建住宅的平均面积，仍比上世纪60年代高出逾50%，并非出现断崖式下跌。以历史标准来看，美国住宅的人均面积依旧处于高位。1973至2021年，新建住宅的人均面积近乎翻倍，从1973年的503平方英尺增至2021年的988平方英尺，且2020至2021年的人均住宅面积实则还有所上升。 新建住宅面积的持续走高，部分原因是过去十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即便住宅户型偏大、售价相对高昂，仍不愁买家。抵押贷款利率屡创新低，甚至跌破3%，这意味着购房者大多能轻松贷到更多资金，购置大户型住宅。 但如今，住宅户型的扩张或许已触顶。近几个月，房屋销量和价格双双下跌的信号开始显现。直到此时，抵押贷款利率飙升、通胀高企、实际工资缩水，住房支付能力大幅下降，建筑商才终于意识到：“或许我们该建一些更小、更实惠的房子了。” 我们有诸多理由认为，建筑商未必会这么做，而待售住房的负担能力只会继续下降，但这并非建筑商的过错。 在一个充分自由的市场中，建筑商能灵活调整产品以契合市场需求，这种情况本不会发生。在灵活且自由的市场里，建筑商会争相建造大部分民众都买得起的房子，可我们如今的经济环境并非如此。事实上，房地产和住房开发行业在联邦和地方层面均受到严格监管，这也导致，在数百万潜在首次购房者迫切渴望小户型住宅的当下，建筑商想要建造这类房子却难上加难。 ## 政府政策如何催生了大户型高房价的固化 近几十年来，地方政府不断加码相关规定，对每英亩土地的建房数量、新建住宅的户型面积均作出限制。《华盛顿邮报》2019年的报道指出，各类政府监管规定和费用（如“影响费”，其征收标准与住宅面积无关）实则在“激励开发商建造大户型住宅”。该报还称：“如果区划规定每英亩最多只能建两栋住宅，开发商的选择自然是建造最大、最贵的户型。” 此外，反对“高密度开发”和“区划升级”的社区团体，会借助地方政府的权力，阻挠开发商建造更多经济适用房。但《华盛顿邮报》也提到，有开发商发现，“在那些成功推动政府允许建造小户型住宅的城市，市场需求十分旺盛。对建造小户型住宅的开发商而言，需求从来都不是问题。” 《纽约时报》上月的一篇文章中，埃米莉·巴杰也指出，政府监管是住宅户型偏大、最终愈发难以负担的核心原因。她写道，近几十年来，土地价格持续上涨，但社区并未顺势允许在小块土地上建房，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不断收紧规定，导致建筑商无法建造更小、更实惠的住宅。政府要求使用更昂贵的建筑材料，设定住宅最小面积标准，还要求建筑设计兼具美感，而非采用简洁的外立面。 诚然，许多地区的闲置土地价格不断攀升，但在休斯顿等监管压力相对较小的地区，建筑商仍会顺应需求，建造联排别墅等住宅。 然而在多数地区，各类监管规定仍在不断推高房价。 巴杰举例称，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办理建筑许可需花费4万至5万美元，移除一棵直径36英寸的冷杉树还需额外支付1.6万美元费用。”小户型“首置房”的短缺，并非因为建筑商不愿建造，而是政府的种种规定，让建造小户型住宅变得无利可图。 西北菲什建筑公司老板贾斯汀·伍德表示：“严格的监管，让我基本没法做任何和经济适用房沾边的项目。” 佐治亚州萨凡纳市的杰瑞·康特，1977年曾建造过面积1350平方英尺、带三间卧室两间浴室的住宅，售价仅3.65万美元。但迫于成本上涨和设计规定的压力，他不得不转向高端住宅市场。 身为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主席的康特称：“并非我不想建首置房，而是我根本造不出既有钱赚、又能让潜在购房者买得起的首置房。” 了解地方政府土地区划和建筑标准制定方式的人，对这一现状并不会感到意外。地方政府在本地房主的压力下，会出手干预，维持大户型地块的规划，还会出台法令，阻止建造那些被选民视为“密度过高”或“外观廉价”的住宅。 尽管现有房主和城市规划者希望每条街道都只建配有三车位车库的中上层阶级住宅，但现实是，并非所有人都买得起这类房子。但这也不意味着，普通民众只能住进贫民窟的棚屋——只要政府允许建造更多基础型住宅。 然而，鲜有迹象表明多数地方政府会放宽这类排他性的住房政策，其结果就是住房政策僵化：一味维护现有住房格局，却拒绝建造更适配小户型家庭和经济低迷环境的新型住宅。 但凡事终有极限，地方政府要么无限期坚持限制这类“不受欢迎”的住宅建造，最终导致房价飙升；要么终于开始允许建筑商建造更契合中产阶级需求的住宅。 若当前趋势持续，要求地方政府允许建造更多经济适用的独栋住宅、双拼住宅和联排别墅的呼声，或将形成实际压力。而如果利率持续走高，这一需求会变得更加迫切。此外，美联储政策引发的四十年高通胀，让建筑材料价格不断上涨，这也意味着，我们亟需通过其他方式降低监管成本。 目前，相关改善措施的效果仍参差不齐，但在那些允许开发商为中产阶级建造住宅的地区，市场需求依旧十分旺盛。 ### 注 本文历史数据综合自三大来源：1973年至今的数据来自人口普查局《新建独栋住宅完工后建筑面积中位数和平均值报告》；上世纪60年代的数据来自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与人口普查局联合发布的《1969年新建独栋住宅特征报告》；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数据来自劳工统计局《1940-1956年新建住宅及其建筑材料报告》。

导演安迪·瑟金斯，咕噜自拍自导自演啊😇 https://nostpic.com/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44908942a38ae95b860b26fd14bd1a185ed07a139a8bb2ab7efbcdd64ee4bbbe.webp

啧啧啧 https://nostpic.com/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c4f04f22a2b08aac1266ffb46fb0ab6e2780c8132d312ef878073a49c357c902.we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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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substack @practicalstoicadvice：我是“GPS 理论”的忠实粉丝：当你错过一个路口时，导航不会评判你，它只是重新规划。无论你绕了多少圈，它都会为你找到新的前进路线。人生也是如此。你会犯错，但你的目的地并不会消失，改变的只是到达那里的路径。

# 哈耶克与理性的傲慢：奥地利学派视角 nostr:nprofile1qqsqexxpjhvagj5eatqj7sf5637w6gw8vnakkyjyph5v5wkm7rph8fcm5e4x7 文 / Claude ## 一、从门格尔开始：经济学是关于行动的科学 要理解哈耶克，必须先理解奥地利学派的认识论起点，这个起点在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那里就已经确立了。 门格尔创立奥地利学派时做的第一件事，是拒绝把经济学变成自然科学的模仿品。他和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核心就在这里：经济现象能不能用收集历史数据、归纳统计规律的方式来理解？ 门格尔的回答是不能。经济现象的本质是人的有目的的行动，它的规律必须从行动的逻辑结构中先验地推导出来，而不是从外部观察中归纳出来。这个立场后来被米塞斯发展成”人的行为学”（Praxeology）。 这个起点和康德的关联是直接的：知识有先验的结构，不能全部还原为经验归纳。 ## 二、米塞斯：人的行为学是先验科学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是哈耶克的老师，他把奥地利学派的认识论推向了最彻底的形式。 米塞斯的主张：经济学的基础命题——人的行动有目的、人面对稀缺、人在边际上做选择——这些不是从经验观察中得来的，而是行动概念本身的先验结构。你不需要做实验来证明”人追求目的”，因为否认这个命题就等于否认了”行动”这个概念本身，在逻辑上自我矛盾。 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先验命题，和康德的先验分析命题在结构上一致。 因此，奥地利学派拒绝用统计检验来”证伪”经济理论——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真理，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把先验命题拿去做实证检验，是一个范畴错误。你不会用实验来检验”所有单身汉都未婚”，同样的，你不应该用统计数据来检验”人在边际上行动”。 ## 三、哈耶克的认识论转向：从价格理论到知识理论 哈耶克早期是纯粹的经济理论家，研究资本理论和商业周期。但1930年代和1940年代，他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论转向——他意识到，计划经济之争的核心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认识论问题。 1945年那篇改变历史的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提出了奥地利学派最核心的认识论命题： **经济问题的本质，是如何利用任何单一心灵都无法完整掌握的知识。** 注意这个表述的精确性。哈耶克不只是说”知识是分散的”——他说的是，这种分散性是原则上不可克服的，不是技术进步可以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因为最重要的经济知识不是科学知识，不是可以被写进教科书的知识，而是： **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特定情境知识（knowledge of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 一个商人知道他的仓库今天多了一批货，一个工人知道自己有某种稀缺技能，一个消费者知道自己此刻的偏好——这些知识极其具体、极其局部、极其短暂，而且大部分是默会的，连知识拥有者自己都无法完整地用语言表达出来。 这和维特根斯坦的默会知识、波兰尼的tacit knowledge在认识论上是同一个洞见，但哈耶克从经济协调的角度展开了它。 ## 四、价格是知识的压缩传输机制 奥地利学派对价格机制的理解，和主流经济学有根本的不同。 主流经济学（新古典均衡理论）把价格理解为：在给定供需曲线的条件下，市场趋向均衡价格，资源达到最优配置。这个模型预设了信息是给定的、完全的，或者至少是可以被集中处理的。 奥地利学派拒绝这个框架。哈耶克的理解是：价格不是均衡的结果，而是知识传递的过程。 当某地的锡矿供应减少，价格上涨。这个价格信号传递出去，每一个用到锡的人都自动地、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们原因地，开始节约锡的使用，寻找替代品。没有任何中央机构需要知道为什么锡变少了、谁需要减少用量、替代品是什么——价格机制自动地把这个局部知识压缩成一个信号，协调了数百万人的行动。 用哈耶克自己的话说，价格机制是一种无意识地传递没有任何人完整拥有的知识的机制。 这是哈耶克对计划经济最深的批判：计划者面临的不只是计算能力的限制（尽管米塞斯的”经济计算问题”已经从这个角度证明了计划的不可能），更根本的是认识论上的不可能——你永远无法收集和处理那些默会的、局部的、随时变化的知识，因为它们的本质就是无法被集中化。 ## 五、自发秩序：没有设计者的秩序 哈耶克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哈耶克称之为”kosmos”，区别于人为设计的组织”taxis”。 市场是自发秩序，语言是自发秩序，普通法（Common Law）是自发秩序，道德习俗也是自发秩序。它们有几个共同特征： 没有人设计它们，但它们有复杂的内在结构；它们利用了任何设计者都无法掌握的分散知识；它们通过长期的试错演化，积累了无法被完整言说的智慧；任何试图从外部对它们进行整体性改造的努力，都会破坏这种内在结构。 这里哈耶克和柏克（Edmund Burke）的保守主义传统有深刻的共鸣：对演化出来的制度保持敬畏，不是因为它们完美，而是因为它们包含了我们无法完整理解的积累智慧。 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比保守主义更激进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只是说”不要轻易改变”，而是从认识论上论证了为什么整体性的理性设计原则上不可能成功。 ## 六、理性的傲慢：建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谬误 有了这个背景，哈耶克的”理性的傲慢”概念就有了完整的含义。 他区分了两种理性主义传统： - **真正的个人主义传统**——休谟、苏格兰启蒙学派、英国普通法传统。承认个人理性的有限性，相信自发演化的制度，对设计社会保持谨慎。 - **建构理性主义传统**——笛卡尔、卢梭、法国启蒙学派，延伸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相信理性可以从第一原则出发，重新设计社会制度；相信只要有足够的知识和足够聪明的人，就可以规划出最优的社会秩序。 建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错误在于：它预设了一种不存在的知识状态——仿佛存在某个位置，可以从那里观察和理解整个社会的运作，然后做出最优决策。 但这个位置不存在。任何真实的认识主体都是嵌入在社会中的，拥有局部的、视角性的、默会的知识。试图超越这个嵌入性，获得一个”上帝视角”来规划社会——这就是**理性的傲慢**。 ## 七、和康德的深层关联 哈耶克和康德的关联比通常理解的更深，但也更微妙。 **继承的部分**：康德的核心洞见——认识主体无法超越自身的认识条件去把握整体——在哈耶克那里变成了：经济行动者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部知识去把握社会整体。两者都是对”无限理性”幻觉的批判。 康德的先验框架——某些知识结构先于经验——在米塞斯那里变成了行为学的先验基础：行动的逻辑结构先于任何经济经验。 **超越或偏离的部分**：奥地利学派在一个关键点上偏离了康德：康德的先验框架是静态的——时间、空间、因果性是固定的认识形式。奥地利学派的知识观是动态的、演化的——制度、价格、道德习俗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演化的知识积累，没有固定的先验结构。 哈耶克晚年明确地把这个演化认识论推向了文化领域——文化规则和道德习俗同样是演化的知识积累，同样包含了无法被完整言说的智慧，同样不应该被理性的整体重构所取代。 ## 八、一个综合判断 哈耶克的”理性的傲慢”在认识论上是有效的，而且比他自己展开的更深——它不只是经济学命题，而是一个关于复杂系统和分散知识的普遍认识论命题。 它不只适用于经济，也适用于生态系统、大脑、社会文化演化。哈耶克在晚期著作《感觉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中试图建立一个关于心智的理论，说明大脑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被完全自我认识的复杂系统——这是他认识论野心最大的一次展开，但在哲学界影响有限。 所以他的认识论批判原则上可以推广到：任何试图用集中的理性设计来替代分散的、演化的、自发的秩序的领域——不只是计划经济，也包括教育的中央化设计、城市规划的蓝图主义（简·雅各布斯对此有相似的批判）、生态系统的人工管理，乃至道德和文化的理性建构。

转 ―――― 水雷杀伤力极强：部署成本低廉、极难探测，却能瘫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舰船。 水雷有多种类型，每一种都对应不同的伏击方式： 漂流水雷：随洋流自由漂浮，触碰即引爆。 漂浮触发水雷：潜伏在水面之下，舰船碰到雷体尖刺便会爆炸。 锚泊触发水雷：用缆绳固定在海床上，如同水下绊索，静待目标靠近。 感应水雷：更为智能，能探测舰船的磁场、引擎噪音或水压波动。 沉底水雷：静静蛰伏在海床，等目标从上方驶过。 自埋式水雷：藏在海底沉积物之下，让探测变得极为困难。 还有最先进的一种：上浮式鱼雷水雷。它探测到目标后，会向上发射鱼雷，主动追击舰船或潜艇。 这就是为什么水雷是极具威慑力的地缘政治武器。你根本不需要击沉船只。 你只需要让这片海洋，变得危险到无法通行。 https://nostpic.com/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0180a11b4d03bb3cdf8a2e5bcad75b77efcae7c14e993724b7cce2427a211125.webp

还睡呢，上课了！ https://files.sovbit.host/media/81913081246d192c9a55951704270756b222094470b3171e58bb5e3c42ee8db5/a7e6a875d9e29ffa077d5fda04e673ba8543e3a2f1bb15bcadcd7e7957f10aa8.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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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共有、公共与私有财产，及全面私有化的合理性 作者：汉斯·霍普 本文有三个研究目的：其一，厘清私有财产的本质与功能；其二，区分“共有”物品及财产与“公共”物品及财产，并阐释公共物品与财产制度中存在的结构性谬误；其三，阐明私有化的合理性与基本原则。 一、理论前提 本文将从关于冲突根源与社会规范目的的抽象但核心的理论思考展开。若不存在人际冲突，便无制定规范的必要，规范的意义本就是规避本不可避免的冲突。倘若一项规范非但未能规避冲突，反而滋生冲突，便是违背规范初衷的失效规范，甚至是对规范的扭曲。 有人认为，冲突的产生仅仅是因为不同个体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或思想观念，这一观点并不正确，或至少存在严重的片面性。单一个体间的利益与观念差异，并非必然引发冲突。我盼望下雨，邻居却希望天晴，我们的利益诉求截然相反，但由于我和邻居都无法掌控阴晴，这种利益冲突便不会产生任何实际后果，我们对天气无能为力。同理，我认为A是B的成因，你却认为B由C导致；我信奉神明并虔诚祈祷，你却无此信仰，倘若彼此的差异仅止于此，也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的矛盾。唯有当不同的利益与观念付诸行动——将其依附于或落实到受物理控制的客体，即经济物品或行动手段之上时，才有可能引发冲突。 即便利益与观念已依附并落实于经济物品，只要这些利益与观念各自指向彼此独立、物理上相分离的物品，冲突便不会发生。只有当不同的利益与观念同时依附、倾注于同一件物品时，冲突才会产生。在物资极度丰裕的理想乌托邦中，除了因承载自身利益与观念的身体使用权产生的冲突外，不会有任何其他冲突，充足的物资能满足所有人的欲望。不同的利益与观念之所以会引发冲突，根源在于物资的稀缺性，正是稀缺性，让不同的利益与观念有了依附于同一份物资的可能。简言之，冲突就是围绕对同一份既定物资的控制权产生的物理层面的争执，人们因希望以不同且互不相容的方式使用同一份物资而产生矛盾。 然而，即便在稀缺性存在、冲突具备发生可能的前提下，冲突也并非必然或不可规避。只要所有物品都归私人所有——即由特定个体排他性控制，且任一物品的所有权归属始终清晰明确，那么关于物品使用权的所有冲突都能得以规避。即便个体间的利益与观念千差万别，只要这些利益与观念始终仅指向各自的私有财产，便不会产生任何冲突。 由此可见，要规避所有冲突，仅需制定一项关于稀缺物品私有化的规范即可。更具体地说，要从人类社会诞生之初就彻底规避冲突，这项规范必须对物品的原始私有化作出界定，即明确如何将自然赋予的“物”首次转化为“经济物品”与私有财产。此外，物品的原始私有化无法通过口头宣告实现，仅靠言语表述，绝无可能避免永久性、无法调和的冲突——除非所有人的利益与观念都先天和谐一致，而这与我们最初关于“个体利益与观念存在差异”的假设相悖，倘若真的存在这种先天和谐，从一开始便无需制定任何规范。 事实上，要规避本不可避免的冲突，物品的原始私有化必须通过行动实现：通过对原本无主的“物”实施原始占有行为。唯有在特定时空下发生的行动，才能在特定个体与特定物品之间，建立起客观的、能被主体间共同确认的联结。且唯有首个占有原本无主之物的人，能在无冲突的前提下获得该物品的所有权。因为从定义上看，作为首位占有者，其在占有该物品的过程中，不可能与任何人产生冲突，其他所有个体都是后续才出现在这一情境中的。因此，所有财产的所有权，最终都能通过一系列互利且同样无冲突的产权转让行为，直接或间接地追溯至最初的占有者及其原始占有行为。 这一结论是绝对且无需假设的真理：在不存在所有个体利益先天和谐的前提下，唯有私有财产能规避稀缺性下本不可避免的冲突；也唯有通过原始占有，或由前所有者向后续所有者进行互利转让的财产获取原则，能让人类社会从诞生到存续的全过程中，始终避免冲突的发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任何其他规则，都与人类作为理性行动者的本质相悖。 综上，即便在普遍稀缺的环境中，拥有不同利益与观念的人们，也能在认可私有财产制度——即排他性的财产权利，及其通过原始占有行为形成的终极基础的前提下，和平共处、无冲突往来。 二、私有财产、共有物品与公共财产 接下来，本文将从理论转向实践与应用。假设存在一个小村庄，村内的房屋、花园与田地均归私人所有，理论上，关于这些物品使用权的所有冲突都能得以规避，因为每一处房屋、花园、田地的所有权归属，谁拥有排他性控制权，谁没有，都清晰可辨。 但村庄里，私人房屋前有一条“公共”街道，村边的树林中，还有一条通往湖边的“公共”小径。这条街道与小径的权属性质究竟为何？它们并非私有财产，事实上，无人主张自己是这条街道或小径的私人所有者。街道与小径，是所有人开展行动的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人人都可使用，却无人拥有其所有权，也无人对其使用行使排他性控制。 我们可以设想，这种无主公共街道的状态可能永远持续，且不会引发任何冲突，但这一假设并不符合现实，因为它要求经济始终处于静止状态。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尤其是人口的增长，关于公共街道使用权的冲突必然会不断增加。起初，“街道冲突”可能鲜有发生，且极易规避，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重视，但久而久之，冲突会变得无处不在、令人难以忍受：街道常年拥堵，且始终处于失修状态。此时，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将街道从自然环境——即外部的“物”或共有财产的范畴中剥离，纳入“经济物品”的范畴。这种将原本被视为、被当作“免费物品”的事物不断转化为经济物品的过程，正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轨迹。 针对共有财产使用权冲突日益加剧的问题，人们提出并尝试了两种解决办法。第一种是正确的：将街道私有化；第二种则是错误的：将街道转化为如今所称的“公共财产”——这与此前无主的“共有”物品及财产有着本质区别。将这一错误方案与私有化的正确选择对比，最能清晰阐释其谬误与失效的原因。 原本无主的共有街道，如何能在不与他人产生冲突的前提下实现私有化？简言之，只要街道的占有行为不侵犯私有财产所有者既有的权利——即免费使用街道的地役权，私有化便可无冲突实现。所有人都应保留像以往一样，沿街道往返于房屋之间、穿过树林前往湖边的自由，每个人的通行权都不受侵犯，如此，便无人能声称街道的私有化损害了自身利益。从积极层面而言，占有者（无论其身份为何）若要客观且合法地主张，原本的共有街道现已归其私有，且唯有其拥有所有权，就必须对街道及周边开展可见的维护与修缮工作。成为所有者后，唯有他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街道进行进一步的开发与改造，制定关于街道使用的规章制度，从而规避所有街道冲突。例如，他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开设热狗或香肠摊，并禁止他人从事同类经营；也可以禁止他人在街道上闲逛，并收取垃圾清理费。对于外来者或陌生人，街道所有者有权制定非受邀者的进入规则。最重要的是，作为私人所有者，他可以将街道出售给他人，且所有既有的通行权在交易后依然保持有效。 在街道私有化的过程中，实现私有化这一结果，远比私有化的具体形式更为重要。私有化的形式存在多种可能：一种极端情况是单一所有权，例如，村内一位富有的村民主动承担起街道的维护与修缮工作，从而成为街道的唯一所有者；另一种极端情况则是，街道最初的维护与修缮由真正的社区集体力量完成，此时，街道并非归单一主体所有，而是由每位社区成员最初平等地共同拥有。在不存在所有个体利益与观念先天和谐的前提下，这种共同所有权需要一套关于街道后续开发的决策机制。我们不妨假设，如同股份制公司一般，由街道所有者的多数派决定街道的处置方式。这种多数决规则看似带有冲突的意味，但在这一情境中却并非如此：任何一位所有者，若对多数派的决策不满，认为多数派施加给自己的负担，超过了自己从（部分）街道所有权中获得的收益，都可随时选择退出，将自己的所有权份额出售给他人。这一过程可能会导致所有权的集中，甚至最终归单一主体所有，但无论如何，该所有者原本的通行权始终不受影响。 与之相反，若退出权不复存在——即个人无权出售自己的街道所有权份额，或其原本的通行权被剥夺，便会形成一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街道产权形式，而这正是第二种方案——“公共财产”的定义与核心特征。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街道，早已不再是以往的无主之物，它存在一个所有者——可能是特定的个人、独断的管理者，或是经民主选举产生的街道管理机构，该所有者对交通规则的制定与街道的未来发展拥有排他性的决定权。但街道管理机构不会允许其选民——即被认为是街道平等共有人的民众，出售自己的所有权份额（这使得民众被迫成为自己本想放弃的财产的所有者）；同时，无论是管理机构还是独断的管理者，都不会允许村民像以往一样自由使用这条原本免费的街道，而是将后续的使用权与支付使用费或分摊费用绑定（这意味着，只要村民想继续像以往一样使用街道，就不得不再次成为街道的强制所有者）。 这一制度安排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通过剥夺“退出权”，“公共”街道的所有者得以牢牢掌控全村的民众，相应地，村民为继续使用这条原本免费的街道而需支付的费用与遵守的条件，会变得愈发繁重。冲突不仅未被规避，反而被制度化、常态化。由于退出权的缺失，公共街道的使用者如今必须为以往免费的服务付费，且每位村民都无法出售、放弃自己所谓的街道所有权，始终受街道管理机构或独断管理者的决策约束。这不仅让关于街道使用权、维护与开发的冲突变得永久且无处不在，更严重的是，公共街道的设立，将冲突引入了原本不存在冲突的领域。倘若沿街的房屋、花园、田地的私有所有者，必须向街道所有者支付费用，才能继续从事以往的活动——即向街道所有者纳税，那么街道所有者便由此获得了对这些私有财产的控制权。私有房屋所有者对自己房屋使用权的排他性控制，也将不复存在。相反，相邻街道的所有者可以干涉房屋所有者对自有房屋的处置决策，若房屋所有者想继续正常进出房屋，就必须遵从街道所有者的要求，按其规定使用或不使用房屋。也就是说，公共街道的所有者，拥有限制甚至最终剥夺所有私有财产及产权的权力，从而让冲突变得不可避免、无处不在。 三、私有化的合理性 至此，公共财产制度的失效性已显而易见。制度及其背后的规范，本应起到规避冲突的作用，但公共财产——如公共街道制度，却在制造并加剧冲突。因此，为了规避冲突、实现人类的和平合作，公共财产必须被摒弃，所有公共财产都应转化为私有财产。 但在远比分寸的村庄模型复杂的现实世界中，该如何实现私有化？在现实世界里，公共财产不仅包括公共街道，还涵盖公共公园、土地、河流、湖泊、海岸线、住房、学校、大学、医院、军营、机场、港口、图书馆、博物馆、纪念建筑等诸多事物。此外，在地方政府之上，还存在着层层递进的上级政府——省级政府，乃至作为这些公共财产最终所有者的国家或中央政府。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公共财产的管辖范围不断扩张，私有财产所有者被卷入其中且无任何“退路”，人们在私有财产处置上的选择权也被不断限制、压缩。如今，私有财产所有者能完全自主决策、不受任何公共权力干预的领域，已然狭小，且还在不断缩小，即便是在自己的家中，人们也无法完全自由地对私有财产行使排他性控制权。时至今日，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以所有“公共财产”所有者的身份，可随意侵入公民的住宅，没收其全部财物，甚至夺走其子女。 显然，在现实世界中，私有化的问题远比村庄模型中复杂，但村庄模型与基础的社会理论，能帮助我们厘清这一过程中需要遵循的核心原则（尽管无法涵盖所有复杂细节）。公共物品的私有化，必须以不侵犯私有财产所有者既有的权利为前提——正如首个占有原本无主共有街道的人，只要认可所有村民的无限制通行权，就不会侵犯任何人的权利。 由于公共街道是所有其他公共物品产生的起点，私有化进程也应从街道开始。正是从原本的共有街道转化为公共街道开始，公共物品的范畴与政府的权力不断扩张，因此，解决问题的切入点，也应回到这一起点。 公共街道的私有化，会带来双重结果。一方面，此后所有村民都无需为地方、省级或联邦街道的维护与开发缴纳任何税款，未来所有街道的资金投入，都完全由其新的私人所有者（无论其身份为何）承担；另一方面，就村民的通行权而言，私有化必须保证无人的处境比最初更糟（同时也不能让任何人的处境无端变好）。最初，每位村民都能自由行走在自家房前的地方街道，并能从这里出发，自由前往周边所有无主的区域；但倘若在行进过程中遇到明显有主的事物——无论是房屋、田地还是街道，其进入都必须获得所有者的许可或邀请。同理，非本村的外来者若想进入地方街道，也需获得街道（本地）所有者的许可，必须由某位村民邀请，才能进入其私有财产范围。也就是说，人们拥有行动的自由，但并非拥有完全无限制的通行权，没有人能在未经任何人许可或邀请的情况下，随意前往任何地方。街道的私有化，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也无法消除这种对“行动自由”的原始、自然的限制。 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地方、省级与联邦各级街道构成的现实体系中，意味着街道私有化后，每位居民都应能像以往一样，自由行走在所有地方、省级与联邦的街道或高速公路上；但进入不同州、省，尤其是不同地方辖区的街道，并非同样自由，而是需要获得这些街道所有者的许可或邀请。从人类行动学的角度而言，地方街道始终先于任何跨区域街道存在，因此，进入不同的地方辖区，从始至终都并非免费，而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需要获得当地的许可或邀请。街道的私有化，会恢复并强化这一原始的权属状态。 如今，在“公共”街道上，任何人理论上都能前往任何地方，不存在任何“歧视性”的进入限制，这导致了“强制融合”式的冲突无处不在——人们不得不接受不请自来的陌生人进入自己的生活圈、踏上自己的私有财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所有街道，尤其是所有地方街道实现私有化后，社区与邻里将重新获得原本的排他权，而排他权与接纳权——即邀请他人进入自己私有财产的权利一样，都是私有财产的核心特征。社区与邻里街道的所有者，在不侵犯任何居民通行权与邀请权的前提下，有权制定非受邀陌生人（无证外来者）进入街道的条件，从而避免强制融合的发生。 那么，街道的所有者究竟是谁？谁能主张并合法证明自己拥有地方、省级或联邦街道的所有权？这些街道并非社区集体努力的产物，也非某个或某些身份明确的个体的劳动成果。诚然，从字面意义上看，街道是由工人修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拥有街道的所有权，因为工人的劳动是获得报酬的，没有资金投入，就不会有街道的修建。而支付给工人的资金，来自各类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因此，街道理应被视为这些纳税人的财产，应根据曾经的纳税人缴纳地方、州与联邦税款的金额，向其颁发可交易的地方、州与联邦街道的产权证书。纳税人可将这些证书作为投资持有，也可将自己的街道产权出售，且在此过程中，其无限制的通行权始终保持有效。 这一原则本质上同样适用于所有其他公共物品的私有化，如学校、医院等。私有化后，人们无需再为这些物品的维护与运营纳税，学校、医院等所有公共物品的资金投入与发展，此后完全由其新的私人所有者承担。同样，这些原本的“公共”物品的新所有者，是实际为其提供资金的居民，应根据其纳税金额，向其颁发学校、医院等公共物品的可交易产权份额。但与街道私有化不同的是，学校、医院的新所有者，在未来对其财产的使用中，不受任何地役权或通行权的限制。因为街道是先作为共有物品存在，后被转化为“公共”物品，而学校、医院在被首次建造出来之前，根本就不存在作为物品的属性，因此，除了建造者之外，任何人都无法获得对其使用的先在地役权或通行权。相应地，学校、医院等公共物品的新私人所有者，有权制定其财产的进入条件，并自主决定是否继续将这些财产用作学校、医院，或转而用于其他用途。 四、补充：私有化的原则与实践应用 解决冲突的唯一有效方案，即唯一能从人类社会诞生之初就确保规避冲突、实现“永久和平”的规则与规范，便是私有财产制度，而这一制度的终极基础，是对原本无主或“共有”资源的原始占有行为。与之相反，公共财产制度从诞生之初就伴随着冲突——其建立的起点，是对原本私有财产的原始剥夺，而非对无主之物的占有；且公共财产制度从未终结冲突与剥夺，反而将其制度化、永久化。由此，私有化的必要性应运而生，同时也产生了归还原则——即公共财产应作为私有财产，归还给那些财产被强制剥夺的主体。也就是说，公共物品应成为那些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且能客观、被主体间共同确认地主张所有权的人的私有财产。 将这一原则应用于现实世界，往往过程复杂，且需要大量的法律工作。本文将仅探讨三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私有化案例，以解答其中的核心问题与关键决策。 第一个案例，与前苏联的情况高度相似：在一个所有财产均为公共财产、由国家政府管理的社会中，所有人都是国家雇员，在公共机关、企业、工厂与商店工作，在公共土地上活动，居住在公共住房中。除了贴身的消费品——如内衣、牙刷等，不存在任何私有财产。此外，所有关于法律过往的记录都已遗失或被销毁，无人能依据这些记录，对任何特定的公共财产主张所有权。 在这一案例中，“对公共财产的所有主张，都必须基于客观、能被主体间共同确认的依据”这一原则，决定了私有所有权（及可交易的产权证书）应根据当前或过往的实际占有情况进行分配：办公机构归实际使用的官员所有，工厂归工人所有，田地归农民所有，房屋归居住者所有；退休工人则根据其工作年限，获得原工作单位的产权证书。作为相关财产当前或过往的实际占有者，唯有他们与财产之间存在客观的联结，是他们在他人服务于其他公共工作场所的同时，维护着这些财产的现状。 而所有其他无人当前占有、维护的公共财产——如“荒野”，则重新成为“共有”财产，并向社会所有成员开放，允许人们通过原始占有行为实现私有化。 这一解决方案仍遗留一个重要问题：尽管所有法律文件据称都已遗失，但人们的记忆并未消失，仍记得过往的罪行，谋杀、殴打、酷刑、监禁等行为的受害者与目击者依然存在。该如何处置这些罪行的实施者、指使者与协同者？例如，秘密警察的施暴者与苏共权贵，是否应被纳入这一私有化方案，成为其实施、策划罪行的警察局与政府宫殿的私人所有者？正义的要求并非如此，每一位被指控的罪犯，都应由其受害者提起诉讼，若被定罪，不仅应被排除在公共财产分配之外，还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惩罚。 第二个案例与第一个案例仅有一处不同：法律过往的记录并未被抹去，存在能证明过往财产剥夺行为的文件与记录，人们可依据这些文件，对特定的公共财产提出客观的所有权主张。前苏联的前附庸国，如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家的情况，本质上便是如此——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上台仅约40年，即一代人的时间，而前苏联则超过70年。 在这一案例中，原本的财产被剥夺者或其合法继承人，应恢复对相关公共财产的私人所有权。但关于资本增值的问题该如何处理？更具体地说，在归还原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工厂等建筑，将归其当前或过往的实际占有者私有，那么土地所有者与建筑所有者应各自获得多少产权份额？建筑与土地在物理上无法分离，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二者是高度特定、互补的生产要素，无法区分二者对联合价值产物的相对贡献。在这一情况下，争议双方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 第三个案例，是所谓的混合经济社会。在这类社会中，公共部门与名义上的私人部门并存，公共物品、公共雇员与名义上的私有财产、私营企业的所有者及雇员共同存在。典型情况下，管理公共财产的公共雇员，并不生产在市场上出售的物品或服务（非典型的、能创造价值的公共企业将在下文探讨），其销售收益与市场收入为零，其薪资与公共物品运营的所有其他成本，均由他人承担——即由私营企业的所有者与雇员承担。与公共部门相反，私营企业及其雇员生产并在市场上出售物品与服务，从而获得收入。私营企业的收入，不仅要用于支付本企业雇员的薪资、维护自有财产，还需以所得税与财产税的形式，支付所有公共雇员的（净）薪资与所有公共财产的运营成本。 在这一案例中，“公共财产应作为私有财产，归还给实际为其提供资金的主体”这一原则，决定了产权证书应完全根据过往缴纳财产税与所得税的金额，分配给私有财产所有者、生产者与雇员，而公共部门的管理者与雇员则被排除在外。例如，所有政府机关与宫殿，都必须由当前的使用者迁出。公共部门雇员的薪资之所以能支付，公共财产之所以能存在，完全依赖于私营企业所有者及其雇员的资金支持。因此，公共部门雇员可保留其私有财产，但无权对其使用、管理过的公共财产主张所有权。 （唯有在非典型情况下，这一规则才会有所不同：若某家公共企业，如政府所有的汽车厂，生产可在市场上交易的物品或服务，并由此获得市场收入，那么公共部门雇员则可能依据具体情况，合法主张所有权。若不存在能对该工厂主张所有权的原财产被剥夺者，且该工厂从未获得任何税收补贴，那么雇员可获得工厂的全部所有权；若存在原财产被剥夺者，那么工厂雇员最多只能主张部分所有权，且必须与原所有者协商确定产权份额；若工厂获得过税收补贴，那么工厂工人还需将其产权份额，与作为纳税人的私营部门雇员进一步分割。） 在所有公共财产实现私有化的同时，所有名义上的私有财产，都应恢复其真正的私有财产属性，即彻底免除所有财产税与所得税，取消所有对其使用的立法限制（而私人之间此前就财产使用达成的协议依然有效）。无需纳税，便不会有政府开支；没有政府开支，所有公共雇员都将失去薪资，必须寻找能创造价值的工作谋生。同理，所有获得政府拨款、补贴或政府采购订单的主体，其收入都将减少甚至完全消失，也必须另寻出路。 这一解决方案仍存在一个未解决的重要问题：当所有净纳税人都获得了相应份额的公共财产产权后，该如何实际掌控这些财产，并行使私有财产所有者的权利？即便存在完整的公共财产清单，大多数人也根本不清楚自己现在（部分）拥有的财产究竟是什么。人们对本地的公共财产可能有较为清晰的认知，但对于其他遥远地区的公共财产，除了少数“国家纪念建筑”外，几乎一无所知。任何人都几乎不可能对所有公共财产的“合理”价格，以及相应的个人产权份额的“合理”价格，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估。因此，至少在初期，这些产权份额的定价与交易价格，会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且波动剧烈、差异显著；而要等到某位或某群投资者收购大部分产权份额，进而开始运营或出售部分财产以获取投资回报，这一过程也将极为繁琐、耗时漫长。 这一难题，可通过重新运用原始占有原则得以解决。净纳税人手中的产权证书，不仅是可交易的凭证，更重要的是，它赋予持有者收回原本公共、现已空置的财产的权利。公共财产将向原始占有行为开放，而这些产权证书，便是对空置、暂时无主的公共财产的主张凭证。任何人都可持自己的产权证书，前往特定的公共财产所在地办理登记，成为其所有者。由于首个为某一特定财产办理登记的人将成为其初始所有者，这能确保所有公共财产几乎瞬间被收回。更具体地说，至少在初期，大部分公共财产将归本地居民所有——即由居住在财产附近、最了解其潜在价值创造能力的人拥有。此外，由于当更多持证人对同一项财产办理登记时，单位产权份额的价值会不断下降，这能有效避免或快速纠正特定财产的登记过度或登记不足问题，所有财产的价值创造能力，都将很快得到符合实际的评估。 本文节选自：《伟大的虚构》第五章，最初发表于《自由意志主义论文集》2011年第3卷第2期。

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是数理逻辑中的两个 fundamental 定理，由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在1931年提出。这一定理深刻地揭示了形式系统（如数学公理体系）的固有局限性，改变了人们对数学真理和逻辑基础的认知。 简单来说，该定理表明：任何足够强大的、没有内在矛盾的数学系统，都存在一些在这个系统内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命题。 🏛️ 历史背景：希尔伯特的梦想 要理解哥德尔定理的意义，需要回顾20世纪初数学界的背景。 当时，著名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提出了一个宏伟计划。他希望为整个数学建立一个完美、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 完备性： 所有数学命题的真假都可以在这个系统内被证明。 * 一致性（无矛盾性）： 系统内部不能推导出矛盾的结论（即不能同时证明一个命题及其否定）。 * 独立性： 所有公理都是相互独立的，不能互相推导。 希尔伯特相信，通过这个计划，数学家可以证明整个数学大厦是完备且无矛盾的，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数学问题。 📜 两条定理详解 哥德尔在1931年发表的论文，用严谨的逻辑证明，彻底打破了希尔伯特的这一梦想。 第一不完备性定理 内容： 任何一个包含基本算术（如自然数的加法和乘法）且没有内在矛盾的形式系统，都必然是不完备的。也就是说，系统中总存在一些命题，无法利用系统内部的规则和公理来判断其真假。 通俗理解：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极其详尽的图书馆编目系统，它试图为馆内每一本书（数学命题）贴上“真”或“假”的标签。哥德尔第一定理告诉我们，无论这个编目系统多么完善，总会有一些书，我们无法通过系统内的规则来确定它们的标签。 第二不完备性定理 内容： 这样一个包含基本算术且无矛盾的形式系统，无法在系统内部证明自身的一致性。 通俗理解： 这就像是要求一个人在不借助任何外部工具或他人帮助的情况下，证明自己永远不会犯错。哥德尔第二定理指出，这是不可能的。要证明一个系统的无矛盾性，必须借助更强的、或位于该系统之外的系统。 💡 核心思想与影响 哥德尔的证明非常精妙，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步： 1. 哥德尔编码： 他发明了一种方法，将形式系统中的所有符号、公式和证明过程都转换成唯一的自然数（称为“哥德尔数”）。这使得系统可以“谈论”自身的结构。 2. 构造自指命题： 利用这种编码，他构造了一个特殊的数学命题，其含义大致是：“本命题无法被证明”。这个命题就像“说谎者悖论”（“本命题是假的”）一样，形成了一个逻辑上的“怪圈”。 3. 推导结论： 如果这个命题是假的，那么它就可以被证明，这与系统的一致性矛盾。因此，这个命题必须是真的，但它确实无法在系统内部被证明。这直接证明了第一定理。 深远影响： * 数学领域： 它终结了希尔伯特计划，表明数学真理无法被完全形式化在一个单一的公理体系中。数学家必须接受，总有一些真理是无法被证明的。 * 计算机科学： 它深刻影响了计算机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图灵停机问题”的研究，揭示了计算和算法固有的局限性。 * 哲学领域： 它引发了关于人类心智、真理本质和知识极限的广泛哲学讨论。

理性的天花板：康德、哥德尔与大语言模型的同一个问题 nostr:nprofile1qqsqexxpjhvagj5eatqj7sf5637w6gw8vnakkyjyph5v5wkm7rph8fcprfmhxue69uhhyetvv9ujumn0wd68y6trdqhxcctwvshsz8mhwden5te0dehhxarj94ex2mrp0yhxgetjv44hymmnwvhx6ef0qyvhwumn8ghj7un9d3shjtnndehhyapwwdhkx6tpdshsr4epx6 abstract：本文大约五千字。几个关键的处理方式说明一下： 关于AI最新进展的引入，我找到了几个很好用的事实支撑：学术论文已用学习理论从数学上证明，LLM无法学会所有可计算函数，因此幻觉在理论上不可被完全消除。OpenAI的研究也指出，幻觉持续存在的部分原因是现行评估机制设置了错误的激励——奖励猜测而非承认不确定性。即便GPT-5声称幻觉率大幅下降，在常见任务上每十次回答仍约有一次幻觉——这些数据恰好成为论证”幻觉不可避免”这个哲学命题的现实注脚。 关于哲学论证的位置安排：黑格尔放在康德之后充当”试图超越边界者”，被哥德尔击败；克尔凯郭尔用”第一人称存在”精准击中LLM没有具身经验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的”存在者vs存在”作为最深层的本体论解释；最后康德与哥德尔形成两百年的互文收尾。 一、工程师一思考 哲学家就发笑 2025年8月，OpenAI发布GPT-5，宣称其幻觉率比前代模型降低了80%。这个数字令人振奋——直到你意识到，“降低80%”意味着幻觉依然存在，只是变得更少。Fortune杂志随即指出，即便是最新的旗舰模型，在常见任务上每十次回答仍会出现约一次幻觉。研究者用学习理论从数学上证明：幻觉不可被完全消除，它是大语言模型作为通用问题求解器时的内在限制，而非工程缺陷。 工程师们感到困惑：我们已经用了数以亿计的参数、海量的人类反馈训练、越来越精密的对齐技术——为什么模型还是会以满满的自信说出根本不存在的事实？ 哲学家们或许会会心一笑。因为这个问题，康德在两百五十年前就已经触碰到了它的本质。 这篇文章试图说明：LLM的幻觉不是一个等待被修复的bug，而是一个有着深厚哲学根源的结构性命运。理解这一点，不仅需要工程学，还需要认识论、语言哲学，乃至存在论。 二、地基的裂缝：休谟对归纳法的摧毁 在触碰康德之前，我们必须先理解是什么让康德从教条主义的”独断论梦境”中惊醒——那是休谟。 休谟做了一件极其简单却极其毁灭性的事：他问，“因果关系”这个概念，究竟来自哪里？ 我们观察到火焰之后总是感到热，于是断定”火焰导致热”。但休谟指出：我们实际观察到的，只是两件事的恒常联结（constant conjunction），从未真正观察到”导致”这个力量本身。因果律是我们的心灵习惯性地投射到经验上的，不是从经验中读出来的。 这个洞见的杀伤力，延伸到了更根本的问题：归纳法。 我们观察了一千只白天鹅，于是归纳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但这个推论在逻辑上是无效的——下一只天鹅可能是黑色的（澳大利亚的黑天鹅后来确实让欧洲人措手不及）。无论观察多少个案例，都无法从逻辑上保证下一个案例。归纳推理从根本上缺乏演绎的必然性。 这意味着，人类知识的绝大部分——科学定律、经验规律、统计结论——都建立在一个无法被逻辑证明的推理模式之上。知识的地基，从一开始就有裂缝。 现在把这个问题映射到LLM上：一个语言模型从万亿量级的文本中学习语言规律，本质上是在做超大规模的归纳。它学到的每一个模式，都面临休谟同样的质疑：过去语料中的规律，能保证未来生成的准确性吗？训练数据中的”恒常联结”，能保证模型真正理解了世界吗？ 答案当然是不能。这正是幻觉的最初种子。 三、形式逻辑的精美牢笼 休谟动摇了归纳，那演绎总该是可靠的吧？毕竟，三段论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是严密推理的典范： 所有人都会死（大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 ∴ 苏格拉底会死（结论） 这看起来无懈可击。但仔细审视，三段论有三个深藏的裂缝。 第一个裂缝：大前提来自归纳。“所有人都会死”本身是从有限的观察中归纳出来的全称命题。三段论的演绎力量，建立在归纳的沙滩上。当大前提依赖归纳时，结论的确定性就已经打了折扣。 第二个裂缝：概念的边界是模糊的。“人”这个概念在大前提和小前提中必须完全相同，这是同一律的要求。但自然语言中的概念永远有模糊地带：胚胎是人吗？克隆人是人吗？人工智能哪天算”人”？边界案例会让三段论失效，而现实充满边界案例。 第三个裂缝：形式有效不等于内容为真。三段论是纯粹的形式系统——它只保证推理形式的有效性，不保证前提的真实性： 所有龙都会喷火 这个生物是龙 ∴ 这个生物会喷火 推理形式完全有效，但跟现实无关。形式逻辑是一个自洽的符号游戏，它无法从内部检验自己的前提是否对应现实。 这是符号系统与现实之间永恒的裂缝：逻辑的力量，正好也是它的局限——它只在符号内部运作，无法自己触碰符号之外的世界。 LLM的架构与此惊人相似。它是一个在符号（词元）之间建立关系的系统，学到的是词与词之间的统计规律，而不是词与世界之间的锚定关系。它能生成形式正确、语法无误、逻辑连贯的句子，却可能在内容上完全偏离现实——正如那个关于龙的三段论。 四、康德：为理性划定边界 休谟的冲击让康德意识到：不能再天真地相信理性可以无限延伸。他开始了一项”批判”工程——不是批评理性，而是审查理性的能力与边界。 康德的核心区分是：现象界（phenomena）与物自体（noumena）。 我们认识的一切，都是经过我们认知形式——时间、空间、因果——“加工”过的现象。事物本身（物自体）永远无法被直接认识，因为我们只能在自己的认知框架内看世界。这就像戴着一副有色眼镜，你永远无法知道没有眼镜时颜色是什么样的，因为你无法摘下眼镜去看。 康德同时给出了知识的条件：知识需要两个要素缺一不可——感性直观（来自经验的素材）和知性概念（来自理性的形式）。用他著名的话说： “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直观是盲目的。” 这是一个精确的诊断。纯粹的理性推演，如果没有经验的锚定，就像在真空中运转——它会生成内部自洽但与现实脱节的东西。 当理性试图超越经验的范围，去认识整体性的问题时，它就陷入了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Antinomy）——会产生两个同样严谨、同样无法反驳，却互相矛盾的命题： 宇宙在时间、空间上有开端、结尾 vs. 宇宙在时间、空间上无开端、结尾；世界由可分的基本单位构成 vs. 世界没有任何简单东西，一切都是复合的；一切都遵循因果律 vs. 存在自由意志…… 这不是思维出错，这是理性本性的暴露：它天生有一种冲动，要把局部知识综合为整体，但整体本身超出了经验的可能范围。理性在此越界了。 现在看LLM：它是一个近乎纯粹的”理性机器”——在语言符号的封闭空间内做推理，没有身体，没有感知，没有对世界的直接经验。它缺少的，恰好是康德所说的”感性直观”那一半。它只有概念，没有经验锚定的内容。它是字面意义上”没有内容的思想”—— 在康德看来，这样的系统产生幻觉，不是意外，而是结构性必然。 五、黑格尔：试图穿越边界，但最终失败 康德划定了边界，黑格尔拒绝接受它。 黑格尔对康德的回应是激进的：矛盾不是理性失败的标志，而是现实本身的结构。他的辩证法（Dialectic）认为，每一个有限的概念都包含自身的否定，这个张力推动概念向更高的综合运动： 正题（Thesis）→ 反题（Antithesis）→ 合题（Synthesis） 康德说，遇到矛盾，停下来，那是边界。黑格尔说，遇到矛盾，穿过去，那是前进的动力。他相信这个辩证运动最终会到达终点——“绝对精神”（Absolute Spirit）认识自身，历史有终局，知识可以完备。 这是一个宏大的愿景。但它包含一个致命的预设：系统最终是完备的。 哥德尔在一百年后用数学证明了这个预设是错误的。任何足够强大的自洽形式系统，都无法证明自身的完备性。黑格尔的宏大综合，在逻辑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对于LLM来说，这个教训是具体的：你可以不断扩大模型，增加参数，引入更多训练数据，进行更精密的对齐——但你无法从内部证明这个系统已经足够了，因为任何系统都无法完全把握超出自身的现实。GPT-5的幻觉率比GPT-4低80%，但幻觉依然存在，而且从数学上说，永远会存在。 六、克尔凯郭尔： 系统永远无法捕捉存在的第一人称 黑格尔体系最深刻的批判者，是他的同时代人克尔凯郭尔。 克尔凯郭尔指出，黑格尔的错误在于把存在（existence）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系统把握的对象。但存在是第一人称的、具体的、此刻的——它永远逃脱第三人称的概念化。 他说：一个人可以详细地知道关于焦虑的一切理论，却从未真正体验过焦虑；可以精通伦理学的所有命题，却从未面临真实的道德抉择。存在中最关键的东西，恰恰是系统无法抓住的那一部分。 这个洞见对理解LLM的局限有着惊人的准确性。 LLM拥有大量关于世界的第三人称描述——历史事件、科学知识、人类情感的语言表达——但它没有第一人称的具身经验。它知道”疼痛”这个词在无数语境中如何被使用，但它从未疼过。它有世界的语言地图，但从未踏足那片土地。 用克尔凯郭尔的语言说：LLM活在”客观性”的幻觉中，以为掌握了语言就掌握了现实。但存在的核心是主体性——而主体性，是任何第三人称系统结构性地无法拥有的。 幻觉，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没有第一人称的系统，试图回答一个需要第一人称的问题时，必然产生的裂缝。 七、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语言的牢笼与存在的逃逸 二十世纪，这个问题从两个方向被更精确地描述。 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是由无数”语言游戏”构成的，每个游戏有自己的规则，嵌入在特定的”生活形式”中。语言的意义不在于它指称什么抽象实体，而在于它在具体情境中如何被使用。语言游戏的参与者必须首先共享一种生活形式，语言才有意义。 LLM学到了语言游戏的规则——甚至非常精通——但它从未真正参与过生活形式本身。它是一个完美掌握规则、却从未真正入局的旁观者。 海德格尔则从更深处揭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任何认识系统都面临一个根本的区分：存在者（beings）与存在本身（Being）。科学和逻辑认识的是存在者——具体的事物、具体的关系；但存在本身，那个使一切存在者成为可能的前提，永远不能成为认识的对象，因为认识活动本身就已经发生在存在之中。 LLM只能处理存在者——词语、命题、概念；存在本身永远逃脱符号系统。它可以描述”椅子”的所有语言学特征，却无法触及那个使一把椅子成其为椅子的存在本身。 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存在论的结构。 八、哥德尔：数学用精确的语言封印了这个结论 1931年，哥德尔以数学家的精确，给这一系列哲学直觉盖上了终极印章。 他证明了两个不完备性定理： 第一定理：任何足够强大、自洽的形式系统，都存在该系统内既无法被证明也无法被证伪的命题。 第二定理：任何足够强大的系统，都无法在系统内部证明自身的一致性。 这不是认识论的软弱，而是逻辑的铁律。任何系统，无论多么精密，都无法完全把握超出自身的现实；都无法站在自身之外来确认自己的可靠性。 康德说理性有边界，黑格尔说可以超越，哥德尔用数学证明：不能。 对于LLM，这个结论是直接的：一个语言模型，作为一种形式系统，面临着与所有形式系统相同的根本限制。它无法学会所有可计算函数，因此在用作通用问题求解器时，幻觉在数学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这已经被研究者用学习理论严格证明。 更深的意义在于：即便未来的系统变得更强大，这个结构性限制也不会消失。它不是算力不够，不是数据不足，不是算法不精——它是符号系统与现实之间那道永恒的裂缝。 九、从康德到Agent：感性直观的技术还原 那么，出路在哪里？ 有趣的是，技术界正在摸索中走向了康德两百五十年前给出的答案。 康德说，知识需要感性直观（经验）与知性概念（推理）的结合。纯粹的符号推理是盲目的，需要经验的锚定。 当代AI社区正在建造的，正是这个”感性直观”的技术等价物： - RAG（检索增强生成）：引入外部知识库，让模型在生成时可以”查阅”真实世界的信息，而不是完全依赖训练记忆中的内部推断。这是给符号系统安装了一个外部事实锚点。 - Agent与工具调用：让模型能够主动与世界交互——搜索网页、执行代码、调用API——在行动与反馈的循环中修正自己的推断：让理性在与现实的碰撞中不断校正。 - 世界模型（World Model）：试图让AI建立对物理和社会现实的因果模型，而不仅仅是符号层面的统计学模式。 然而，关于世界模型，在这里也有一个深层的警告，我们不能回避：世界模型本身也是一个表征系统，它同样面临表征与现实之间的鸿沟。Agent+世界模型可以让LLM减小幻觉，但从哲学上说，无法彻底消除这个结构性问题。因为哥德尔告诉我们，任何足够复杂的系统都无法完全描述自身所在的现实。这不是悲观主义，这是清醒的认识：我们可以把幻觉率从20%降到1%，可以让世界模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靠运作——但我们无法让一个符号系统（世界模型）变成它所描述的那个世界（现实世界）本身。 十、尾声：理性的feature而非bug，在于它能看见自己的边界 从休谟到康德，从黑格尔到克尔凯郭尔，从海德格尔到哥德尔，再到今天每一个在生产环境中处理LLM幻觉的工程师——这条线索指向同一个核心真理： 理性是有限存在者试图把握无限现实的工具。它的局限不是偶然的缺陷，而是结构性的必然。 但这个洞见本身，是理性最奇异也最美丽的成就：它能够认识自己的边界，即便无法超越它。就像眼睛能看见一切，却无法看见自己看的那个行为本身；就像哥德尔的系统能够构造关于自身的命题，却无法在系统内部证明它。 LLM的幻觉，是这个古老真理在硅基基底上的最新一次显现。它提醒我们：不论技术多么先进，符号与现实之间那道裂缝都不会消失。我们能做的，是用更好的工程、更精密的架构、更诚实的不确定性表达，来管理这道裂缝——而不是幻想将它彻底填平。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结尾写道，他限制知识，是为了给信仰留下位置。两百五十年后，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承认理性的边界，是为了在这个边界内，把理性用得更好、更诚实、更有自知之明。 这，才是在AI时代重读康德最真实的意义。 本文写作于2026年，思想素材来自与用户关于认识论、本体论与哲学史的长篇对话。文中关于LLM幻觉的数据引用自OpenAI GPT-5发布报告（2025年8月）及相关学术综述。

跨境支付通是内地与香港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一项重要成果。它通过将内地的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与香港的快速支付系统“转数快”直接连接，为两地居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高效便捷的跨境支付服务。该服务已于 2025年6月22日 正式上线。 简单来说，它就像为内地和香港的“微信支付/支付宝”级别的快速转账系统之间修了一条高速公路，让资金可以秒级到账。 以下是关于“跨境支付通”的详细介绍： 1. 核心特点与优势 🚀 相比传统的跨境汇款，“跨境支付通”在效率、成本和体验上都有显著提升： * 秒级到账，效率极高 支持经常项目项下一定金额内的便利化汇款实时到账，解决了传统汇款耗时长（通常需半天到几天）的痛点。 * 成本更低，减少中间环节 由于是两地支付基础设施直接对接，减少了中间行的层层转发，不仅汇款速度更快，也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部分银行推广期间甚至免收手续费）。 * 操作极简，全程线上 用户只需通过手机银行App，输入收款方的手机号码、电子邮箱或银行账号即可发起汇款，无需填写复杂的SWIFT Code或银行地址信息。 * 币种灵活 支持人民币和港币的跨境汇款，并支持汇款时的即时兑换结算。 2. 业务方向与额度限制 💰 “跨境支付通”目前主要分为“南向”和“北向”两个业务方向，针对两地居民的额度限制有所不同： 业务方向 汇款人 收款人 汇款额度限制 南向汇款 内地居民 香港居民/机构 年度购汇便利化额度 5万美元 北向汇款 香港居民 内地居民/机构 每日上限 1万港元，每年上限 20万港元 * 注意： 北向汇款的限额是独立于现行每日8万元人民币同名汇款限额的。 3. 适用场景与参与机构 🏦 适用场景： 该服务坚持“小额、便民”的定位，主要覆盖两地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场景： * 个人汇款： 亲友间转账、日常消费。 * 民生服务： 留学缴费、跨境医疗费用支付、公共事业缴费。 * 薪酬发放： 机构向个人发放薪资或津补贴。 参与机构（持续扩充中）： * 内地首批机构：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 * 香港首批机构： 中银香港、恒生银行、汇丰银行、东亚银行等。 * 后续进展： 截至2026年初，香港的参与机构已扩展至包括广发银行（香港分行）、招商银行、创兴银行、Mox Bank等在内的17家机构。 4. 总结 “跨境支付通”是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的重要举措，它极大地便利了两地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对于像你我这样的普通居民来说，无论是给在香港读书的子女汇生活费，还是在内地工作的香港朋友接收薪资，都变得更加简单、快捷和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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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是灵动岛😅 https://cdn.azzamo.media/45a475d0f02f0072244727ebde7cb8a87d9c7695677d7fcb9b67cd9cef860a7c.jpg https://cdn.azzamo.media/cd44c0cbd5ba82eaeb81bc2c83a5eb0cad091d050e7f2da3d2e0a95c76106197.jpg

转自@heyrimsha 如何将一个月的市场研究压缩到 3 个小时 大多数人打开 claude 然后输入“帮我研究这个市场”，得到的结果像维基百科文章。然后他们就说人工智能没用。 一位 YC 公司创始人给我展示他的 Claude 配置。起初我以为他只是动作快，结果我亲眼看着他为一个从未涉足过的市场，构建出一整套完整的进入市场策略（GTM）。 他具体做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他没有让 Claude“研究市场”。 他输入了 8 个竞争对手的落地页、3 份财报电话会议记录、12 条客户评论以及一个 Reddit 的投诉帖子。 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 "What does every successful player in this market understand that their customers never say out loud?" 这个市场上每个成功玩家都明白，但他们的客户从未大声表达出来的是什么？ “不再是简单的‘摘要’或‘竞品分析’。 而是那些潜台词里的真知灼见The unspoken insight，是那种非得在市场上摸爬滚打两年、打上千个客户电话才能换来的认知。” 下一部分提的问题更脑爆了 他接着说： "Now show me the 3 assumptions this entire market is built on, and what would have to be true for each one to be wrong." “现在，向我展示整个市场建立在哪三个假设之上，以及每个假设要被证伪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仅仅 15 分钟，他就摸清了整个行业的‘攻击面’：那些盲区、脆弱的共识，以及那个无人提及的突破口。 大多数创始人要花上 6 个月去做客户调研，才勉强能摸到其中一个边。 然后他做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事情。 他问道： “请写出顶级投资人为击垮这个商业构想会提出的 5 个问题，并仅根据这些文档中的证据来回答每一个问题。” 他花了接下来的 2 个小时对每一个假设进行压力测试。每一个薄弱的回答都会引发后续问题： “这个论点的最强版本是什么，它仍然在哪些地方会失效？” 到了第3个小时，他做出的一份战略方案，看起来像是出自在这个领域深耕了十年的老手之手。 工具没有改变。问题变了。 大多数人把 Claude 当作一个更快的 Google。 这位创始人正把它当作一个‘思想合伙人’来使用——它读过所有的资料，而且对于承认错误这件事，它毫无包袱。” 3 小时和 3 个月之间的区别不在于信息量。 而在于知道哪些问题真正重要。

转😇 —————————— 厂长醒了 CuiMao · 凌晨四点十一分，六个VP的手机同时响了。 消息只有一行字："E座顶楼，现在。" 发送人：Robin。 何海建到的时候穿着西装领带。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凌晨四点穿得这么正式，他说："CFO半夜接到CEO的电话，穿西装是基本素养。你不知道自己是去开会还是去辞职。" 六个人坐齐了。李彦宏没开灯。面前摆着两部手机，一部百度，一部豆包。 "我刚才用百度搜了一个问题，又用豆包搜了同一个问题。" 没人说话。沈抖的脊背开始发紧。搜索是他的地盘。 "豆包不一定比我们好。但它不给我看广告。" 沈抖张了张嘴。 "你不用解释。广告是我们的命。但这条命在失血。一年跌了18%。我今天不是来讨论广告的。" 他把iPad推到桌中间。上面列了三行数字。 "特斯拉，Robotaxi上线八个月，42辆车，下雨停运，撞了14次，事故率人类9倍。市值1.5万亿。" "Waymo，10个城市，每周40万单，刚拿了160亿融资，估值1260亿。" "我们。萝卜快跑，2000万次出行，26个城市，全无人里程1.9亿公里。市值428亿。" 他抬头看了一圈。 "特斯拉42辆破车，值我们35个。谁能解释一下？" 何海建说："特斯拉的估值逻辑本质上是——" "是马斯克的嘴。他2019年就说'明年上路'了，七年没兑现，股价照样创新高。而我们每兑现一个承诺，股价就跌一次。" 贾磊试图缓和气氛："Robin，从技术层面看，文心5.0在多个benchmark——" "磊，你跟投资人讲benchmark，投资人问你DAU。你讲DAU，他问变现。你讲变现，他问增速。你讲增速，他说'跟字节比呢？'" 贾磊不说话了。 "然后你就没话说了。因为字节今年AI投入1600亿，阿里三年砸3800亿。我们一年几百亿，人家的零头。" 他站起来，走到白板前。 "问题出在哪？我告诉你们。Waymo的故事是一句话：我们造了全世界最安全的无人出租车。特斯拉的故事也是一句话：未来所有的车都会自己开。百度的故事是什么？" 他看向吴甜。 "甜，你来。" "百度是中国领先的AI公司，拥有从芯片到框架到模型到应用的全栈——" "停。你说了多少个字？" "……三十多个？" "投资人的注意力是八秒。你刚才用了十二秒。百度已经死了。" 沈抖试了一下："百度用AI重构搜索、云计算、自动驾驶——" "这不是故事，这是菜单。没人为一份菜单激动。" 贾磊又试："文心大模型驱动的全栈式——" "磊，你再说'全栈'两个字我扣你年终奖。" 贾磊闭嘴了。 李彦宏在白板上写了一行字： "百度造了一辆不需要司机的车。" "十四个字。小学生都能听懂。从今天起，这就是百度唯一的故事。" 何海建的笔帽开始发出咔嗒声。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 "Robin，你是说其他业务全——" "我没说砍。文心继续做，但它的故事是'让车更聪明'。昆仑芯继续做，但它的故事是'让车更便宜'。智能云继续卖，但它的故事是'给车做后台'。所有业务线，都是这辆车的配角。" 王颖小声说："可是我们刚成立了PSIG，文库和网盘的订阅——" "继续做。但对外不讲。你见过Waymo讲它的云架构吗？" 吴甜问："Robin，Waymo已经在10个城市了，年底要到30个。我们追得上吗？" "我们跟Waymo打的不是同一个仗。Waymo能去东京，能去伦敦。但它能去武汉吗？能去重庆吗？能去迪拜吗？" 他停了一下。 "我们已经在这些地方了。" 何海建算完了一轮数字，抬起头："Robin，如果你要去华尔街讲这个故事，怎么讲？" "走进去。坐下来。打开萝卜快跑的单位经济学模型。然后问一个问题：全球有多少城市需要出租车？然后闭嘴。" "就这样？" "就这样。不提文心，不提昆仑芯，不提千帆平台。" "如果投资人问呢？" "我就说：这些是让车跑得更好的东西。你想听技术还是想听生意？" 何海建点了点头。这是他今晚第一次觉得李彦宏像一个CFO喜欢的CEO。 "还有。脉脉上那些帖子，说百度是'中国互联网的计量单位'的。一度等于四十亿美元。腾讯十度，字节二十度。" "要我安排删——" "别删。以后有人问，我自己说。" "你说什么？" "我说我确实是一把尺子。但尺子有个好处——可以量自己长了多少。" 王颖说："Robin，这话放播客里能涨三个点。" "那就找个播客。找一个敢骂我的。别找央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公关策略是什么？控评，删帖，发通稿。效果呢？我们的PR稿在自家百度搜索排第七，前六条是广告和旧闻。" 沈抖的脸红了一下，但昏暗里没人看得出来。 李彦宏走向门口。停了一下。 "散会。八点半正常上班。谁要是把今天的事发脉脉——" 所有人屏住呼吸。 "——记得把原话发准。别加工。我说的每一句都比你们编的好。" 门关了。 六个人坐在原地。何海建走到白板前，看着那行字，想了想，在下面写了一行： "Q2再看。" 走廊里，王颖追上沈抖。 "你觉得他这次是认真的？" 沈抖看了一眼手里李彦宏塞给他的手机。豆包的图标安静地亮着。 "上一次他这么认真是2017年。那次我们All in AI，然后同时做了八件事，每件All in了百分之十二点五。" "这次呢？" "这次他把对手的APP装到自己手机上了。一个人愿意天天用对手的产品，说明面子已经放下了。" "放下面子就能赢？" "不一定。但至少不会输在面子上。" 停车场里，一辆萝卜快跑正在自动泊车。没有人在车里。车灯一明一灭，像在打盹。 早高峰的车流涌过去，没人多看它一眼。